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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不必对其困境过于担忧，经济要转型就要允许有一定的淘汰率。”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的这番话，不被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会长郑元豹认同，他坦言，“目前，中小企业连生存都存在困难，实现转型升级还需依靠相关政策支持。否则，经济发展恐怕会失去活力。”

    近期，笔者深入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调研时发现，在“三荒”(钱荒、电荒、用工荒)、“三高(高物价、高税负、高成本)”影响下，沿海中小企业不少陷入生存困境。作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市场经济体，中小企业普遍遭遇生存考验应引起足够重视。

    接受笔者采访中，福建泉州石狮市商业局副局长林金场说，良性的经济环境不应当让专心实业的中小企业越来越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融资难等因素导致的生存困境，政府部门可以出台针对性措施帮企业渡过难关，并借此适当调整产业规划布局，引导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取得长远发展。”

   “假倒闭、真停摆”

    笔者调研发现，尽管断言沿海中小企业“倒闭潮”为时过早，但受多重因素困扰，部分企业事实上已经处于“假倒闭、真停摆”状态。

    在珠三角地区，不少企业由于“接单无利润”基本处于“简单在生产”状态。在深圳市布吉区，一家专做外贸贴牌的企业负责人说，以往一年最多能加工几十万件服装，今年上半年的产量还不到5000件，“现在是订单接多了不行，完全不接也不行。设备一旦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可能就不能用了。”

    地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也仍在蔓延。温州目前有大约36万家中小企业，其中20%处于半停工或停工状态。笔者在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看到，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仅开启六成负荷运转。温州市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按现在的趋势发展，明年春节过后可能会有40%的沿海中小企业停工或半停工。”

    一些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转离主业。浙江省商务厅综合处对1700多家外贸企业的最新追访显示，约两成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占比不到 20%，呈现“企业主营业务边缘化”现象。多位经济界人士认为，需警惕中小企业在实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转向投资领域，导致国民经济根基受损。

    笔者调查发现，从企业规模来看，目前企业“生存危机”最为突出是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员工200人以下的规模以下中小企业，而多数融资和创新能力强的大中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人分析说，今年1～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7%，但利润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大集团。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张文献说，广东省中小企业1～5月完成的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而且增加值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超出11%，“这说明关停的大多是小企业、微小企业，它们对总体产值影响并不大。”

    四类中小企业陷“沼泽”

    据笔者在沿海三省走访了解的情况，不少企业主认为当前正面临“史上最困难生存期”。按企业类型划分，四类企业在当前生存压力最大：

    其一，“原材料依赖型企业”。浙江乐清柳市天银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立文告诉笔者，今年以来推掉了30%的订单，这在开厂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4月份，银价暴涨到一万多元一公斤，厂子差点倒掉，现在利润也只剩5%。”由于资金紧张，天银合金库存的原材料纯银从2吨降至200公斤，常常是今天用完明天再买。笔者调查发现，五金、棉纺、家具等行业的受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其二，“传统低利润制造企业”。企业普遍反映生存之难，在于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纷纷涨价，使原本就微薄的利润趋零。作为浙江省第一大传统产业的纺织企业正普遍面临这个问题。目前浙江纺织行业普遍利润仍在5%左右，加上贷款难，迫使部分企业从民间融资，以温州当前最低的月息三分计算，一年的利率仍达到 36%，是纺织业生产利润的7倍以上。在制造业上获取的利润填不满高利贷的“坑”，最终将逼迫企业走上绝路。

    其三，“需求萎缩、产能过剩企业”。笔者在温州了解到，当地打火机企业最高峰时有4000多家，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也有超过500家，而如今只剩约 110家，仍安于打火机生产的企业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更多的老板只是把企业作为一个融资平台，才让它活着。”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向笔者介绍说。

    一些传统行业盲目转投的新兴行业也面临产能过剩危机。据统计，杭州市从事LED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数从2000年的16家快速增长到2010年9月的179家，多了十余倍，但需求并未同步高速增长，产业过剩苗头开始显现。

    其四，“环保不合格企业”和“产能落后企业”。今年5月份浙江德清市发生血铅事件后，浙江省环保厅派出10个检查组对全省登记在册的所有273家蓄电池企业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其中213家企业被勒令停产整治。一些蓄电池企业受此影响，完不成产品订单，遭遇违约赔偿后面临经营困境。工信部7月公布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包含2200多家企业，其中涉及水泥、造纸行业面临被淘汰的企业超过一千家，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不稳定“苗头”初显

    笔者采访了解到，持续的生存压力已经导致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加上沿海中小企业盛行互保等贷款融资方式，上下游生产企业之间“三角债”日趋增多，大批企业因催债引发的砸、抢等不稳定因素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拿不到薪金的工人也在闹事。有企业主反映，需警惕债务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扩散蔓延，危及社会稳定。

    在温州，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最近成为继江南皮革、波特曼等之后，又一个宣告倒闭的当地知名企业。在现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道修理工告诉笔者，“老板还欠我一万多块工钱呢。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又白打了半年工，让老百姓怎么活啊？”

    对于尚未倒闭的企业而言，浙闽一带盛行的企业“互保”融资方式让企业主人心惶惶，“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让企业主在高风险和融资难之间陷入两难。浙江捷仕泰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锡旭在国内多个省份开办了工厂，今年以来只与一家亲戚开办的公司开展了“互保”，“谁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风险太大了。”浙江电器精益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目前大量互保企业尚处于平衡状态，但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影响的肯定是一连串企业。

    在珠三角地区，上下游厂商层层压账期导致“三角债”情况增多，成为潜在金融风险。顺德佳臣橡胶模具厂模具车间的张姓主管向笔者介绍说，现在大的电器厂商都拿承兑汇票来压账期，时间长达6～8个月，“下游压我们，我们就拿承兑汇票压上游供应商，由此演变成了‘三角债’。未来如果我们倒下去，将会直接带倒一批上游企业。”一些企业主坦言，一旦破产，老板早就已经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卷走了，最后遭殃的都是工人。

    淘汰转型也要“有保有压”

    多位受访的经济界人士认为，此次危机是中小企业长期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融资难、用工荒、资源紧缺、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迟迟难以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在高成本时代集中暴露出软肋。他们普遍认为，当前趋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长远发展有利，但需更注意宏观调控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目前的有些宏观调控政策呈现“一刀切”趋势，往往伤及了脆弱的中小企业。顺势淘汰落后产能、扶持优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需要有保有压。

    相关人士提出，淘汰哪些企业、如何转型升级，希望政府部门明确态度并进行扶持指导。在拥有30多年制鞋史的浙江康奈集团，常务副总裁周津淼告诉笔者，政府号召“退二进三”，但是例如是否支持发展皮革业，温州具有代表性的打火机行业是否要淘汰，企业感到迷茫，“如果像个别省市明确表示不支持制鞋业发展，我们就早点转型干别的，希望政府有个明确规划和表态。”

    一些企业主还提出，在限电等措施上也应区别对待，“给瘦子和胖子一样的减肥标准，这是在打击先进。”浙江南艺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阿宽通过笔者建议，政府不妨通过税收、产值等数值分析出企业的质量，对优质中小企业给予支持。

    受访企业主还表示，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大程度属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企业要经得起风浪就得摸爬滚打，但希望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的扶持政策能进一步细化、落实。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反映，政府的扶持措施让它们感觉“雷声大、雨点小”。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谢驰说，审查门槛高、审批环节多、办理时间长是扶持政策共有的“痼疾”。

    “以顺德为例，去年6月就已经启动的‘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融资’项目，由于要求单家企业净资产不低于6000万元，一年过去只有两家企业成功参与，其他的还在等待审批。”浙江远创圣诞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爱玲说，与民企“三十六条”如出一辙，不久前颁布的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银十条”至今未有细则出台，“就像给中小企业画了个饼，看得见、吃不着。”

    中小企业浙闽粤“众生相”

    一边是中小企业打着“用工荒”旗号拼命喊渴，另一边是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并存，是笔者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怪相”。深入走访发现，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劳资双方工价预期错位，而局部地区用工冗余带来的社会治安隐患已经开始显现。受访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主管部门应加强就业引导，并针对企业适当展开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加剧社会治安隐患。

    “车间空，闲汉多，招工难”

    在生产小型开关的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座位松散的工人们正在排列松散的工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一直维持半负荷运转，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了最大的困难。”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仍有不少闲置劳动力。笔者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房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当时下着很大的雨，但他们都不愿意呆在家中，而是出来等活干。整个市场大约有400人在等待。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但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过后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四百人左右，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六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工好找、钱难赚”

    “不是缺工作，关键是工资都太低。”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笔者碰到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自己目前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方厚亮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笔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2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工人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用工冗余潜藏治安隐患

   “我们一屋子正当壮年的男人，却找不到工作，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二是为什么现在工作时间那么长，都要9～12个小时？三是为什么辛苦工作却剩不下什么钱，除了自己花的，老家的老小根本寄不回钱去？”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来自江西上饶的朱仕屿问笔者，“我们希望老板们每个月能按时按量发放工资，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一番话引来屋里众多农民工响应。

    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梦琴认为，贫富差距、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引发了外来人员的焦虑，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诱发他们不满情绪的释放。近期广东新塘、潮州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

    采访中，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等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可从两方面入手降低治安隐患：其一，加强就业引导。即便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工价一时被抬高，一旦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其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其二，员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客观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困境，政府部门不妨对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让企业有余力提高工价稳定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