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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22日，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认为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但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问：制造业税负增加了吗？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就是17%，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些年来，国家出台的减税政策很多，烟酒、燃油等消费税虽然有所上调，但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影响有限。
       用曹德旺的话说，他在国内办厂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
       也就是说，福耀集团作为“纳税模范”企业，20多年来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税税率缴税的，企业不但没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强，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实际上，不单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中国很多的优秀制造企业， 20多年来也都是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期间，我国有两项大的税制改革，跟企业税负息息相关。一是2008年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二是实施增值税改革：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制造企业购买设备可以抵扣；2012年营改增试点启动，到今年全面推开，制造业购买服务、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也是可以抵税的。这两项改革，企业税负都是普遍下降的。
       “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刘尚希分析，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二问：企业负担重不重？
       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20多年来，企业到底哪些负担增加了？
       其实，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制造企业投资建厂，成本会增加一大块。
       电价为什么比美国贵？“电价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电价上附加的‘费’多，能不贵吗？”一位电力业内人士坦言。
       电价里附加了多少“费”？记者搜索发现，电价附加的费，全国性的就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5项。此外，还有各种部分地方性基金。
       说起对企业的收费，这些年确实不少。有的项目虽然原来就有，但收费总额增加。比如，企业需要缴纳教育附加、“五险一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工会费等等。
       以残保金为例，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按照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比例，一般是1.7%左右，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但一些企业反映，当地残疾人劳动力资源不足，就业保障金变相成了“为了收费而收费”。这项基金政府收上来后，很多地方发现收得太多根本用不完，只能“趴在账上睡大觉”。后来，政府对资金的用途作出改变，规定可以由财政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这样一来，资金虽然盘活了，但企业的负担却没有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张斌认为，残疾人就业本来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再另收一笔保障费，有没有这个必要？类似的还有教育附加，教育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单收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最难办的是，这些费都是合法收取的，而且从这些费的名称上看，哪一个都很重要。这些“费”就像一根根稻草，都压在企业身上就显得太重了。
       三问：企业成本怎么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仍是五大任务之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更是把发展实体经济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介绍，他的团队对企业进行过多次调研，不少企业负责人对财务并不是很懂，容易把税收和其他收费混为一谈。但不管怎样，当前企业负担不轻、综合成本不低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要利用好营改增政策，把一些原来在集团内部的研发、设计等产业剥离、分立出来，尽量延长增值税的抵扣链，让减税的红利充分释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同时，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相当于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刘尚希表示，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