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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除的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关注目光已从危机转向经济结构的改革和创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新的经济结构以及新的合作模式，是全球新局势下的必然选择


       新形势 

       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李向阳：全球经济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短暂反弹后，从2011年起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危机阶段政府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功效消退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缺少新增长动力的难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新难题是，全球贸易的增速大幅下滑，改变了多年来贸易快于经济增速的格局，贸易不再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已不再能够通过贸易渠道拉动其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的强劲增长。

       张海冰：相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过去7年，目前全球经济关注的重点开始从危机应对转向创新和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经济新局势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组以及新的风险因素的累积。经济增长分化不仅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新兴经济体增长也呈现明显的差异化趋势，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的交织，已成为影响地区和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克劳斯·施瓦布：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变革。导致这些变革的因素通常我们无法理解，其带来的后果也难以预料。世界似乎变成了让人更加忧心的地方，几乎在任何角落都能看到风险，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分裂、仇恨、原教旨主义，另一边是团结和合作，这两股力量撕扯着世界，也将让2015年成为经济剧烈震荡的一年。

       庄巨忠：全球新局势包括很多因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渐趋温和，但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增速仍超过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全球经济重心继续从西方转向东方。全球市场波动性预计将增大，美国预期的升息将冲击全球流动性，导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进一步贬值。地缘政治紧张、商品市场波动加剧，以及一些经济体面临金融压力增大等问题，使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将出现转移。新兴市场必须对意料之外的冲击保持警惕，有效运用政策工具，维护金融稳定。

       新重点

       在改革与创新中寻找增长点

       李向阳：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正在迫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改革，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经济转型问题，但各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及所受到的约束条件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与欧元区面临的转型任务相似：改变负债消费模式与“去杠杆化”。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改革金融体系、推动制造业回归与“页岩气革命”初步完成了经济转型任务。而欧元区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推行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受到了制约，况且也没有美国“页岩气革命”这一“意外之财”。相比之下，日本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是打破通缩与结构性停滞的恶性循环，为此“安倍经济学”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随之而来的结构性改革却受到了阻碍。

       张海冰：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不能轻易下判断，这要取决于其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举措的实施是否能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措施得当，部分新兴经济体仍有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其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及由此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二是新兴经济体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创新能力的关注，有可能产生新的竞争力和增长动力。

       对发达国家发言，其转型和创新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发展遗留和积累下来的问题，如金融风险的监管和控制、政府赤字和债务总规模的控制、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等；另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引领作用，比如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深度信息化趋势，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的绿色产业化趋势等。

       克劳斯·施瓦布：新兴经济体需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新兴经济体需打造新的增长引擎，即走内生性发展道路，扩大国内投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增加国民收入。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致力于这种改变，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政策选项。

       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和机制性创新，发达经济体也很难走出当前困境。在全球化、人口规模、技术创新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世界经济进入大转型时期。发达经济体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顺应形势做出心态和政策上的调整。发达经济体应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投资和贸易持更为理性和宽容的态度。发达经济体需要激活劳动力市场，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庄巨忠：从中期来看，新兴经济体的首要政策是继续深化结构改革，改善经济基础、促进结构转型与寻找新的增长点。这包括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提高生产力；通过促进国内需求和消费、推动跨区域和南南贸易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等。对于商品出口型新兴市场而言，中期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商品出口的依赖。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欧元区需要实行具体的财政稳定计划和结构改革措施，包括更有力的金融调控、更灵活的就业市场和财政以及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结构改革的重点应包括对劳动力市场、医疗保健、农业及其他更多商业领域放松管制；就美国而言，它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损害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中期的财政稳定。

       尤里·达杜什：美国保持近两年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保持长久的可持续性增长。美国需要在移民政策、医疗保障、税制和社会公平方面进行长足的改革，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但由于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短期内很难推动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日本来说，需要减持债务，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让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提高服务业比重。对于欧洲而言，例如法国和意大利，需要解决劳动力市场不灵活的问题，其次应该进一步强化欧元区的机制作用。

       新合作机制

       需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充分参与

       李向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曾有过短暂的共识，但由于经济转型的目标存在差异，双方协调合作的空间客观上缩小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危机前的全球多边主义合作为主导，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开始转向区域主义合作，以便能够在经济规模占劣势的情况下继续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

       克劳斯·施瓦布：当前的经济形势呼唤更密切的国际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交流，并达成共识。

       当今世界充满了纷繁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超越了传统的治理界限，也超出了当前国际体系的框架。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建立新型的全球性合作机制，这需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充分参与。这种新的合作机制能够灵活应变、不拘泥于某种形式，能够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同时深受信赖，公正无私。

       庄巨忠：新兴市场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这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全球经济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在南北经济关系继续加强的同时，南南之间的贸易、投资、资本流动、技术与知识转让将越来越重要。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将在全球重要经济和发展政策制定时，要求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中国新常态

       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李向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以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转型并存为特征的。这并非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是需要努力争取的目标。经济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入要素结构等都要做出重大调整。目前，经济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如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升；服务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越制造业等。成功的结构转型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这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创造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作为结构转型与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给沿途国家创造一种新的增长动力。

       张海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未来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平衡的和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关键还是要看改革和创新。对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的贡献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机遇；二是中国的市场、技术和资金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对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克劳斯·施瓦布：我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乐观派，过去30多年中国成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内需的扩大会带动进口的增长，产业升级也会拉动新一轮投资，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疑是为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提供了一些稳定和积极的因素。2015年中国仍可能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尤里·达杜什：我相信中国经济会软着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有着高投资、稳健的金融环境，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在追赶上西方国家。中国政府有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上仍然有可调控的空间。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国仍然有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