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附磨具网

       1987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共约45天时间，我随当时的中国第二砂轮厂涂附磨具分厂的实习团赴苏联乌克兰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进行了宽砂带自动生产线的生产和技术的实习。
       1983年12月二砂和德国弗朗兹集团和彼得舒瓦贝公司签订了引进宽砂带自动生产线技术和设备的协议。德国弗朗兹集团的技术经理里德尔先生曾在美国卡布伦登公司德国分公司的涂附磨具部担任过技术经理。有着资深和丰富的高档次宽砂带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由于苏联乌克兰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所使用的正是里德尔先生所提供的技术和彼得舒瓦贝公司提供的设备，又因为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当时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涂附磨具厂（职工有1万多人），所以我们到该工厂去实习是最理想不过了。
       一、苏方提出要英文翻译，不要俄文翻译
       1987年3月，当时中苏关系还比较紧张。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到苏联出差。我们情报室不久前调来了一位姓白的俄文翻译，他是刚从珍宝岛部队退伍转业的一位团级干部。这次去苏联白老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厂领导也同意让白老师去。随后，二砂将实习团的全体成员的姓名和职务用电传形式报给了苏联对外经贸部，供苏方审查和批准。在赴苏申报表上，白老师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但是，万万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苏联对外经贸部批准了实习团的所有成员，但唯独没有批准白老师。原因是苏联不同意中方派俄文翻译去苏联。这使得厂领导非常错愕和不解。二砂于是问苏方，没有翻译怎么可能？苏方回答说，中方可以派一位英文翻译，但是不允许派俄文翻译。我们对苏方的解释咀嚼多时才慢慢“唔”出一些“道理”。原来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方不想让中方人员有机会直接和苏联老百姓交谈和接触。若要交谈和接触，中方必须得先将中文翻成英文，然后经过苏方配备的翻译将英文翻成俄文。也就是说，中苏两方的交谈得经过两道翻译程序。因此，白老师不能去了。我当时在二砂资料室做英文翻译工作。参与了当时二砂引进宽砂带自动生产线技术和设备的对外谈判，资料翻译，和出国考察工作。厂领导于是就指定让我去了。没想到，我在初中和高中学过6年俄文，自学了一些大学的俄文课程，还能用俄文简单交流。这次去苏联可派上用场了。
       二、出国礼品的难题
       在准备出国礼品的事情上，我们遇到了难题。苏方工厂厂长提出要我们给他带去人参，作为礼品。人参是很昂贵的。我们的礼品经费很有限，只有200元人民币，是买不起人参的。我提出可以给他买一些人参口服液，包装很精美，但价格要便宜多了，一盒只要10元至15元。我还提出要买一些冒牌的卡西欧电子表和卡西欧计算器作为礼物，在火车站地下商场就可以买到，每个只要5元钱。我的建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说，外国人不会在乎这些电子表和计算器。应该买一些中国的工艺美术品才对。但在我的不懈坚持下，团里终于同意买冒牌的卡西欧电子表和卡西欧计算器各5个，共计50元钱。其余150元钱，除买了给苏方厂长的两盒“人参口服液”之外，还买了一些中国漆器工艺品，丝绸小手帕，大白兔糖，钢笔，和几条香烟作为出国礼品。
       三、莫斯科红场
       1987年4月下旬，我们一行6人踏上了赴苏实习的路程。实习团团长是李砚咸，团员是张恒远、何龙俊、曹新洲、陈锋和我。我是英文翻译。抵达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下榻。次日，德国彼得舒瓦贝先生和他的苏联太太驱车带我们去了向往已久的红场游览。他的苏联太太很活泼，说起话来喋喋不休。我们汽车在红场刚一停车，一个穿制服大衣的警察就过来，不准我们停在那个位置。于是，一个很有趣的情景发生了！彼得舒瓦贝太太好像早有准备，立即老练地向那位严厉的警察递去一罐可口可乐，那位警察也非常敏捷的也似乎早有准备的接过可口可乐，一转眼就藏到了他的大衣袖子中。我们停车的事就搞定了！我们在红场的参观热点是拜谒列宁陵墓。我们随着长长的队伍鱼贯进入列宁陵墓。陵墓内灯光灰暗。但可以清楚看到水晶棺中静躺的列宁遗体。我们不准在水晶棺旁驻足停步。只要稍放慢脚步，就觉得有人在暗中拽扯我的衣服，促我快走，不要停留。我走出陵墓后觉得不过瘾，就又一次进入了列宁陵墓，又瞻仰了一次列宁的遗容。当然，我们也兴奋的看到了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大教堂，也逛了红场边上的百货商场。出乎我意外的是我发现红场地面并不平坦，地上铺的都是鹅卵石之类的石块。红场上的游人很多。很多人看上去像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原来他们都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
       四、浓浓的政治气氛
       次日，我们登上了莫斯科去乌克兰扎巴罗什的火车。我所在的软卧车厢里有一位乌克兰女教师。交谈中知道她就住在扎巴罗什。告别时她客气的说了声“祝你们在扎巴罗什住的愉快！有空时欢迎到我家里来玩！”她说的是客套话，但是我却厚颜对她说，“我们很乐意到你家里去拜访。请告诉我你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吧！”她对此大吃一惊！太出乎意外了！她只得悻悻地留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她可能已经背上了私自跟外国人交谈的思想包袱。她可能更想不到几星期之后我们真的去她家做客了呢！
       我们抵达了乌克兰东部的扎巴罗什市，住进了该市的唯一的涉外宾馆。宾馆前是一个大广场。四月下旬的扎巴罗什市仍然是寒风料峭。广场上冷冷清清，散步的人很少。广场和街道上悬挂着许多政治性标语，如“苏联共产党万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也许是和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42周年纪念日- 5月9日接近的缘故。忽然我看到身旁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驻足注视着我。我不由得也停下脚步。这位妇女似乎意识到我是中国人，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爱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不知道她说这话的背景是不久前的中苏冲突还是与抗击德国法西斯有关，我回答她说: “我们也爱和平，不要战争。”她接着用手抚摸着他的孩子的头说：“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在字典里找不到『战争』二字吧。” 她的充满政治宣传的语气与广场上及城市街道上到处悬挂的政治标语相呼应。给我的感觉好像战争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五、涂附磨具车间的冷与热
       抵达扎巴罗什的第二天，我们就到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实习生活。
我们刚到涂附磨具车间实习的第一天，发现车间工人们都对我们冷冷的，不微笑，不接触，不交谈。这倒使我好奇起来。我有意走到一个年轻人跟前，向他问好。那位年轻人回答我的问候竟是一句政治口号“我们热爱苏联共产党！我们热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说罢，他便迅速离开了。
       第二天，我继续跟车间工人拉近乎。主动跟他们说话，并送给几个工人一些人民币硬币、钢笔等小礼物。这一下子立即拉近了我们和苏联工人之间的距离。冷清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没有拿到小礼品的工人开始用渴望的眼光看着我们。一些工人开始主动过来索要小礼品，有的人要用苏联硬币来交换我们的人民币硬币。终于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出来干预这突兀起来的“热烈”气氛了。“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他严肃呵斥道，并上前阻止我给工人分发或交换硬币。但他的干预好像没有起长久的作用。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工人走过来跟我低声说：“看见那位女工了吗？”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站在远处的一位个子高高的中年女工略带羞涩但渴望的眼光。“她的儿子刚考上了中学。我们都为她感到高兴。她很想要一支钢笔给他的儿子用。”“没问题，”我说道，“这支钢笔给她吧！”显然，我们所带的钢笔礼品成了“热门货”。一位50多岁的老工人手有残疾，断了两个指头，但是心灵手巧，竟可以用残疾的手用彩色塑料丝快速编出许多钥匙链的饰品。他走到我跟前说，“我有一支中国的英雄牌钢笔，是50年代的一个中国朋友送给我的。我非常珍惜这支钢笔，用了25年了。可惜现在坏了。”我为他的故事所感动，送给了他一支钢笔。他高兴的说，“我又可以用很多年了！” 不料的是，他并不满足只得到这一支钢笔。在工间休息时，他拉我们，要我们一定蹲下来，围观他坐在车间外面地上编钥匙链饰品。看见我们都在注视着他，他很高兴。一面编织小饰品，一面绘声绘色的说“嘿！ 看我在编什么？哦，这是一条大金鱼！ 我该送给谁呢？…… 这样吧，看谁能给我一支钢笔，我就把这大金鱼送给他！”于是我们中有人就会意地给了他一支钢笔。他接着又开始编织另一个饰品：“看我这次要给谁？再有，一支钢笔就行了！”工间休息的10分钟时间，他就得到了两支钢笔。他还想要第三支，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了。
       六、真心表露
       几天后，我们和车间的工人基本上已经打成一片，交融在一起。可看出来，第一天跟我喊政治口号“我们热爱苏联共产党！我们热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年轻人想主动和我接近了。他叫瓦西里，虽然只有25岁，但满口镶着银牙。据说苏联人很喜欢甜食，但却没有条件保健牙齿。很多人年纪轻轻就镶了不少假牙。瓦西里说他很想在下班后找我们玩。我让他到我们宾馆来玩。他难为地说，那是涉外宾馆，当地人是不允许进入的。确实，涉外宾馆住的都是外国人。除了我们6个中国人外，还有带领我们实习的德国弗朗兹集团的技术经理里德尔先生。另外还有一些北朝鲜人和古巴人。我曾试图和北朝鲜人交谈。我试用英文、俄文跟他们交谈，他们都不理睬。不知道因为是语言问题，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和外人接触。我跟瓦西里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在宾馆门口等你，然后我们可以在广场的椅子上聊天。他听后很高兴，问我能否他带他的妻子一起去。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商定于下班后6点半在宾馆门口见面。瓦西里的妻子只有16岁，长得很漂亮，小巧玲珑。瓦西里坚持要我坐在他和他的妻子中间，说这是他们对客人尊重的习俗。这使得我很不自在。这时的瓦西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热情、兴奋、自在，话语也很多。他对我说，“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苦的。居住的条件是很差的。”我问，“你们没有住在工厂分的宿舍里吗？”他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工厂分房子是要看职工的工作年限的。我得排十几年队，才有可能分到工厂的宿舍。”他说，他和妻子来自乌克兰南部黑海边上的农村。当地经济贫穷落后，地上没有柏油马路，只有土路。他和妻子感到在农村没有出路，于是就来到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工作。现在他们两口子租私人的房子住。居住条件很差。一间平房，没电，没暖气，没厨房。他们在房东的院子角落放一个炉子来做饭。说到此时，我们的心情都显沉重。接着，瓦西里提高了嗓音对着他的妻子说：“但是我们想，只要我们有坚贞的爱情，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的！”他的妻子立即举起了她的小拳头，咬紧下嘴唇，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拿出来准备好的礼物 —— 一包大白兔奶糖，一个真丝手帕，和一个冒牌卡西欧电子表送给他。他连声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我要他和他妻子当即就吃大白兔奶糖。他立刻表示这大白兔奶糖太珍贵了，舍不得吃。要带回去以后慢慢品尝。他也给我们准备了礼物 —— 一个很简陋的竹笔杆的圆珠笔和一块肥皂。我们和瓦西里夫妇成了知心朋友。
       七、烟不分家
       扎巴罗什涂附磨具厂的总工程师老莫负责接待我们。首先，我们向老莫转交了我们给他们公司总经理的指定的礼品-人参（其实是两盒“人参口服液”）。看到老莫喜欢吸烟，我们也送给了他一条烟。老莫接烟的动作像是魔术。一瞬间，他手中的一条烟不见了，已经藏到他的大衣中去了！我们看到的苏联男人，几乎全都抽烟。充斥市场的是清一色的古巴香烟。也许是苏联人厌倦了古巴烟，更钟情我们带的中国烟，他们不时的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向我们要烟。策略一：我们跟老莫走在大街上。老莫突然说，要我们等他一下，他要到街边的小店去买烟。很快他就失望的走回来说，小店关门了。我们于是就立即掏出烟来跟他分享。策略二：我们坐在工厂的休息室里。忽然，会有几个人进来说，“对不起，我们来了几个客人。要用烟招待，可是手头上没有烟了。你们是否有烟让我们用一下。” 我们中有人说，“我就剩半包烟了，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拿去吧。” 在当地，我看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烟不分家”。一次，我在宾馆广场上和两个16、7岁的年轻人聊天。聊天中，这两个年轻人突然低声嘀咕起来。随后其中一位迅速离开，几分钟后，就嘴里叼着一根烟回来了。这两个年轻人就轮流抽这一根烟，一面继续和我轻松聊天。我们走在大街上，会经常遇到陌生人向我们要烟。我说，对不起，我不抽烟。他立即说，对不起，没有关系。就立即奔向另一个陌路行人要烟，起而不舍，一直到要到烟为止。随即将烟点着，猛吸一口，道声谢，就各奔东西了。看来，这也是当地的司空见惯的习俗。
       八、其余礼品的分发
       我们在扎巴罗什电子商店里惊奇的发现，他们只有小型的黑白电视机，没有彩色电视机。只有中国七十年代的606式大而笨的教学用的大磁带录音机，没有小巧的卡带收录机。电子手表和电子计算器要60卢布一个（相当于当时100多美元一个）。顿时我们傻了！觉得我们所带的总价值为50元的冒牌的卡西欧电子表和卡西欧计算器成了最珍贵的礼品了！实习期间，我们都一致认为工厂实验室的女主任非常敬业和负责任。对我们的技术辅导孜孜不倦，不厌其烦，帮助很大。我们于是将一个电子表和一个计算器送给她。她竟喊了起来，说这么珍贵的礼物不敢要，绝对不敢要！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些电子表和计算器应该送给厂里的最高层领导才是。在我们实习结束时，老莫传来了厂长的话：“很感谢你们这次带来的人参口服液。你们下次来时，请带来干的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