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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国际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放出消息，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直属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全资子公司。

　　这并非近期首家决定离开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今年年初，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将部分产品从中国多家代工工厂撤回本土生产，许多“中国制造”正逐渐变成“美国制造”。

　　而在另一方面，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以及人民币连续小幅升值，使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成本优势已明显减退，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正以其相对更低的薪酬水平承接中国制造的大量转移。

　　当大洋彼岸重提“再工业化”口号，并因就业率等问题而日益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当国境之南的诸邻正施展着招商引资的 “吸星大法”，面对前后夹击，中国制造业该何去何从？

　/趋势观察/

　　使用外资罕见连降 中国招商优势渐消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FDI是中国对外资吸引度的一把标尺，这一数据仅在5月出现了同比增长，随后便又掉头向下。商务部数据显示，6月FDI同比回落6.9%。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FDI已连续6个月下滑。虽然5月0.05%的同比增长显现短暂回暖迹象，但6月再次续演此前跌势。

　　1~6月，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705家，实际使用外资5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3.1%和3%。其中，制造业吸引外资的动向尤其值得关注。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70.2亿美元，同比下降5.1%，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5.7%。

　　纵观阿迪达斯等已经或即将撤离中国的企业不难发现，除经营战略调整和资金情况外，成本是倒逼外企按下撤出确认键的最大原因。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工厂聚集地，一直以来最吸引外资的便是廉价的劳动力，传统的“三来一补”贸易方式，在中国完成的也仅仅是人力加工。而伴随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再加上人民币已经连续7年保持小幅升值态势，我国原有的优势已明显减退，内资和外资企业均在面临炙烤。

　　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介绍，2011年底，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高达80.4%。有外资机构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纺织品制造企业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88欧元~300欧元 （约合人民币1450~2320元），而孟加拉国只有80欧元左右，越南也不到120欧元，如此来看，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东南亚的两倍以上。

　　即便和美国这种工资水平处在世界一线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未见得存在优势。有专家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所以中国劳动价格虽比美国低，但并不一定代表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便宜。基于此，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运输产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多个行业的制造业将回归美国，所涉及产值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30%。

　　而在另一方面，撤离中国的外资不愁没有下家。在东南亚等亟待发展的国家，跨国公司的工厂落户是他们竞相争抢的香饽饽。由于中国内地工资及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使东盟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提高。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已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希望能吸引本国企业回流本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在参观完波音公司的工厂后表示：“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是全球最高的，如果美国工人能同中国或欧洲工人公平竞争，美国工人总能胜出。”

　　奥巴马此言并非无的放矢，以工业起家的美国，曾试图以金融精神取代工业精神，最终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惩罚。“再工业化”是本届美国政府力推和践行的最主要口号，也是其谋求连任的核心资本之一。

　　面对前后夹击，中国制造业该何去何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宋泓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制造业仍然具备强大优势，我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的制造业产业链以及劳动力素质仍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他认为，转型期间我们也需要对结构以及分布进行调整，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国内的加工制造业梯度转型和升级，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

　　/样本剖析/

　　企业外迁调查：中国制造变越南制造

　　每经记者 齐文婷 发自深圳

　　张强（化名）是越南一家代工工厂的小企业主。他在国内时靠做五金起家，2008年到了越南河内以后，生意愈发红火。目前，凡是能够赚到钱的代工单子他都愿意接。

　　“国内的五金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反倾销调查的限制，很多工厂由于没有进出口权，只能靠贸易公司帮忙，各种费用算下来有时甚至会超过货值本身。因此，很多商人都把越南做为进出口的一个中转站。”张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进出口的中转站

　　“现在国内迁到越南的工厂主要有纺织、鞋帽、五金、家具建材、机械零配件几大行业，主要以小企业主居多。”张强向记者介绍，由于国内制造业利润不断被压缩，以及产品出口受限等原因，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正在加快外迁的步伐。“小企业在越南主要是对原材料进行简单加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在当地市场销售，另一方面还可以再出口到欧洲、美国，甚至是运回中国。”

　　事实上，越南已开始成为中国对外进出口的一个中转地带。

　　中国的五金行业是典型的出口型行业，也屡遭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措施。张强表示，近年来由于贸易摩擦不断，五金出口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年一季度国内的生意比上年同期淡了近60%，宁波、义乌一带的五金制造公司也开始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

　　他解释称，越南有众多的华人华侨，国内小企业主想要去越南发展，必须要依靠当地华侨的势力。“这些华侨既是保护人，同时又是介绍人。货物进出口的申请，只要有人介绍、有钱打点就可以拿到。”

　　张强表示，在越南做生意必须要面临政策变动等风险。“越南目前的经济环境类似于我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为了规避风险，很多小企业都在越南和中国同时设厂，在越南只做较为基本的原材料粗加工，然后再进口回国内进行深加工。”

　　据了解，很多小企业主都采取在国内找客户接单，再由越南工厂加工制造，最后出口回中国的模式赚钱。“越南还是海外产品进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欧洲、美国的货物先运至我国的香港特区，然后再到达越南，由广西口岸最终运至中国，从而打破国内进口高关税的束缚。”

　　“游牧”的制造业

　　统计显示，在过去5年中，越南海外资本投资平均每年有22.16%的增长。

　　晋亿集团驻越南的一名管理人员余先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越南正成为制造业企业迁徙的重要目的地。相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最具竞争优势的是人力成本、厂房租金以及政策优惠等。

　　“越南的人力成本约为中国的2/3。目前国内的普工月薪已达到3000~4000元，越南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同时，厂房租金方面也只相当于国内的1/3左右。事实上，越南最具吸引力的是其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越南前3年免税，第3至5年税率为5%，其后税率约为10%左右，低于国内的水平。”

　　深圳市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东南亚物流运输公司，其海运部负责人黄女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近几年来由国内向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搬迁的工厂数量正在逐年增多。

　　“目前国内制造业搬迁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外资企业，比如今年以来很多日资企业开始将工厂整个撤出中国；另一种是国内的小企业，他们将二手机械设备通过海运送到越南，再在当地开设工厂，一般情况下使用小型机械的工厂搬迁只需要2个集中箱就能完成，运输费用约为十几万元，再加上机器费用、厂房费用，总共大概只需要70万~80万元。”

　　然而，同中国一样，越南的制造业也在饱受通货膨胀、地租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在2005年，我们的工厂只要70万（越南盾）就可以招到人，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涨到300万了。另外，由于劳动力素质等原因，在国内一个普通技术工人能做的工作，在这里往往需要2个人来做。”余先生表示，正因为如此，现在部分进入越南的工厂已开始准备迁入人力成本相对更廉价的缅甸等国。

　　制造业，如今好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般正进行着不断迁徙的历程。

　　/原因解析/

　　“转、逼、压、接”四因素促成制造业“下南洋”

　　白明

　　几百年来，大批华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国家谋生，被称为“下南洋”。随着当今世界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近年中国制造业“下南洋”也渐成趋势。

　　制造业转移四动力

　　客观来看，这种趋势源于四方面的因素。

　　“转”：中国制造业近年来不断强调提升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地，东部沿海地区正积极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动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如富士康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这样的例子。但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角度讲，向周边国家转移也是一个重要选项，特别是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更符合雁行转移规律。

　　“逼”：作为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事实上，欧美国家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完全是为了与中国制造业争夺“饭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追求贸易平衡、压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考虑，因此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

　　“压”：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加大等原因，中国制造业赚钱更加不易，而上述东南亚国家客观上成为投资洼地。

　　“接”：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也并不弱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目前，中国企业在柬埔寨、越南等国都建立了工业园区，无论对于外资企业“下南洋”还是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好的落脚点。

　　倒逼“走出去”战略实施

　　眼下出现的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看似存在着经营主体上的差别，前者多数是外资企业，而后者则是中资企业，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同类项”。事实上，无论是外资企业撤离还是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一种以直接投资方式展开的跨国资本转移，其背景也都是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面对上述压力，外资企业的撤离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肯定都有道理，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主动。若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手伸得更长。

　　应当看到，尽管有一部分外资企业转战至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外资企业也必然会遇到产业链条重构的压力。事实上，这些已经或者正在“下南洋”的外资企业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形成了很难完全切割的关系。这些企业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从未来的上下游关系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制造业这个大体系。正是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有必要结合外资的“下南洋”，通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外资企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将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国内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促使中国制造业向“离岸”方向发展。

　　对于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现阶段固然要不断加大政策倾斜，体现出对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的进一步倾斜，尽可能留住这些外资项目，但也不能够对其“下南洋”一概持抵触态度，而是要从“追出去”入手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果真如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也就会更加广阔。（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历史镜鉴/

　　本土企业要学会在竞争中成熟起来

　　陈乃醒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余年间，由于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经济要素流动障碍逐步消除，廉价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因而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各种产品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增强了产品国际竞争力，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大国崛起的根基。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成为国际分工最集中的转移产品生产地，产品几乎都是代工或附加价值低的，处于分工的低端，因而谈不上是制造业的中心，只不过因人力资源丰富、产品量大而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定位既是被迫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使我国能够参与到世界分工的产业链之中，从而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可是，当劳动力供应短缺，企业出现大面积招工难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面对经营成本上涨，需要提高科技水平促进增长的时候，直面竞争的将是发达国家的产品了，经营难度和竞争激烈程度都将是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

　　国际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发达国家中，德、日等国由于人力资源短缺，不得不大力推进技术进步；而南美诸多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跨越技术进步这一关，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发展节奏非常明显，把握好这个节奏，越过技术进步这一关，难度很大，且同样需要3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是激烈和无情的。我国刚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些变化，条件许可的企业便开始转移，或者迁移回美国，或者迁到东南亚等劳动力价格更低的一些国家。目前虽然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潮流，但动向已经十分清楚了。随着竞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竞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无论企业转型还是激烈竞争都是痛苦的，都会付出巨大代价，这两年来中小企业倒闭率上升就是明证。但转型标志着我国企业素质的提高，竞争可以历练我国企业的成熟。其实，无论是痛苦还是代价都不仅局限于企业，它同样作用于全社会，只不过以冲在第一线的企业倒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减少痛苦和代价，需要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快速转型，转到以提高科学技术素质为基础，进而提高效率的模式上来。这既是企业的成熟，也是全社会的成熟。

　　竞争不能蛮干，要讲究策略。应当营造举国体制，强化危机意识，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发挥我国不差钱的优势，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选，尽快采用新技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使已经成功的高新技术项目向传统产业渗透。例如，我国航天技术在设计理念革新、在新材料研究、在精密仪器制造等方面成果累累，可以在多方面向传统制造业辐射，在人才培养和经济效益方面都会十分可观。（作者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前景展望/

　　中国市场日臻成熟 吸引外资优势依然存在

　　王志乐

　　FDI的下降难道表明中国已经不具备吸引外资的优势了么？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依然需要重视跨国公司对中国存在的三大作用：首先，它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发动机之一，它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其次，中国现代企业的建立、现代产业的形成，特别是国际化经济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都和跨国公司的在华发展分不开；最后，它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能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国际崛起的市场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利用外资几乎是直线往上走，到现在每年几乎在1000亿美元的水平。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吸收外资不可能永远处于上升趋势。一方面欧美还深陷债务危机，对外投资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我们的经济放缓，进而对外资的需求下降，同时国内也已积累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因此在项目的选择上，我们对很多外商投资已不再是“来者不拒”。

　　针对目前关于中国吸引外资优势不再、外资企业回流或者转移将成为大趋势的说法，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但中国员工的能力和效率也越来越高，这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配套能力一起，共同使得中国的投资环境仍具较强竞争力。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高端消费市场的高速发展为外资提供了更多机遇。当前，中国政府正大力鼓励国内消费，许多国际知名企业正跃跃欲试要进入中国。另外，一些跨国企业已不再把中国作为单纯的加工基地，而是当成一个完整的市场来经营。随着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跨国公司不仅不会撤退，还会增加投资，进入程度也会加大。

　　据我们对30家著名跨国公司的跟踪了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跨国公司仍然积极布局中国。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华投资，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华战略布局。其中，有的企业将加大对华地区总部或者运营中心的投资；有的企业则加大了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的投资；还有的企业加大了在华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投资。

　　最近我们召开中德企业座谈会纪念中德建交40年。据调查，大众、博世、宝马、巴斯夫等公司都将加大对华投资，增加的总额接近200亿欧元。中国和跨国企业应该站在新的角度进行合作，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不仅存在，而且将愈发增强。不久的将来，撤退的说法将被现实情况所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