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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摘要 2012年陆家嘴论坛今日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大腕再次齐聚黄浦江边，共话“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昨晚，以“新兴市场国家与全...
2012年陆家嘴论坛今日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大腕再次齐聚黄浦江边，共话“金融治理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4岁的陆家嘴论坛，经历了2011年的“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2010年的“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变革”、2009年的“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2008年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走到了2012年的金融治理改革阶段。
4年时间里，无论全球经济如何动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速前行，国际金融版图上的“上海坐标”正日渐清晰。2012年，在陆家嘴这座全球最年轻最具活力的金融城里，期待更多中国金融改革的思路与火花诞生。
这场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已进入第五年，但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美国失业率虽已降至三年来新低，但依然维持在8％以上的高位，经济复苏乏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不断演变与恶化，揭示了欧洲经济不仅面临短期震荡，也须面对高成本结构导致竞争力下降的长痛。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也无法从这场危机中“免疫”，尤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让世界经济前景更显黯淡。
在昨日的陆家嘴论坛“浦江夜话·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上，来自政策界、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多位专家就此话题各抒己见。他们看起来对世界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至少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宏观政策调控方向，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不应重蹈上一轮刺激覆辙，宏观政策微调应更具可持续性。
全球经济：双V形复苏？
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经济学家陈艾亚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全球经济将会呈现出“双V形”复苏，也就是说，在复苏过程中将会面临很多波动，这其中包括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明年美国会面临的挑战。
“例如，美国有很多债务要到期，但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没有想到，到底是继续给人们带来更多福利，还是要收紧政策。美国是否会继续为经济提供支持，既取决于美国的税收政策，也取决于美国大选。我觉得在美国大选之后还会有很大挑战。最好的情况就是出现一个双V形复苏。”陈艾亚说。
而俄罗斯最大本土投资银行Troika Dialog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Evgeny Gavrilenkov也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已降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再预计4%的增长，也不会像过去10年增长得那么快。他预计，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会在3%左右，中国会在7%~8%。
Evgeny Gavrilenkov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看不到希腊存在任何增长引擎：“希腊的人均GDP是土耳其的3倍，我不知道希腊的经济还能怎么增长。到2020年，希腊的负债占GDP比例要达到20%，这是无法实现的。我想有人会接受希腊退出，在这方面会不断有声音出现。”
在他看来，相比拥有过高杠杆的一些国家，中国的增长是更加内生的，而美国并没有一个高质量的增长。他目前最大的担忧是“全球负实际利率”的现状：“对我而言，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过低，甚至是负利率水平，这会在未来给一些金融机构带来问题，例如养老金机构，这也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泡沫。”
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同样在颠簸中坎坷前行。
陈艾亚指出，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印度尼西亚则过度依赖于大宗商品收入，都是一种不平衡，现在这些经济体都遇到了麻烦。
俄罗斯在危机中更是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恩远指出，尽管俄罗斯经济今年能达到4.5%，但依然比较脆弱，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挫折，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外逃、失业率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中国经济放缓内外有因
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新兴市场领军者，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加受关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彭文生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之前为了控制通胀而采取紧缩政策，导致政府基建投资下降；第二是房地产，为了控制房地产泡沫，遏制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也正慢慢显现出来。第三个就是欧洲的危机，海外的国际外部需求减弱。
对这三个因素，中国已经作出了一些政策调整，例如降息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同时发改委也在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在私人部门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较弱的时候，政府投资起到了弥补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表示：“其实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息，一方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变化，也是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是在逐渐放缓，放缓过程中我们认为政策需要微调。这其中就包括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增加对经济变化的适应性。当然外部环境对我们也有较大影响。”
张健华补充道，这同时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在调整的同时，完善利率的市场运行机制，使得未来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更加顺利地推出。
那么，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例如希腊退出欧元区，中国该如何应对？
汇丰银行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欧洲经济危机加深，例如欧洲负增长达4.5%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速将大幅降低至6%。
“不谈欧元崩盘这样的情况，哪怕是欧洲实体经济陷入比预期更深的衰退，例如1%左右的增长，那么以中国目前的微调政策，加上其他政策力度，足以使中国渡过难关。反之，在欧洲负增长达到4.5%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微调政策力度不加强，会让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屈宏斌警告说，对中国而言，6%的经济增长所隐含的风险是不可低估的。
宏观政策微调应更具可持续性
从更长期来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该如何应对欧洲以及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放缓？
彭文生指出：“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如何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经济调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房地产泡沫，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很多问题都和过去十年左右的房地产市场扩张联系在一起。
对于最近市场上对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微调政策放松房地产政策的预期，彭文生强调：“我们要看得更远一些。很明显，继续调控房地产市场，控制房地产泡沫，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
所以他认为，一方面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整的时候，更应该加强，至少是维持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绝对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放松，这个时候放松就会前功尽弃，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屈宏斌也认为，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加大力度，但是这一次的加大力度应该从上一轮刺激政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特别要考虑到欧美经济放缓的情况并非一两年就可以恢复，可能会长期化。
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使用要寻找在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的平衡。以财政政策为例，可以在增加财政投入的方向上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和民生相关的领域，例如建保障房、建更多医院和学校。
这样的投资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新的投资需求，可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有中长期效果，改善了社会福利，有利于刺激消费，延长了刺激效果。这相对于投资建桥、修路等短期效果而言更具可持续性。
陈艾亚同样指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来调整增长结构来使增长更具可持续性，这样他们能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增长，而不是靠外界的力量来获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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