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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跨国直接投资造成严重冲击，危机后全球经济步入了缓慢的经济复苏和调整期，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盟主要的生产、消费和政府债务的发展模式都在经历着一些调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进行着变化，这必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产生影响。

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下降，2008年投资总额达1.74万亿美元，比2007年1.9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1.66%。2009年受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幅放缓的影响，跨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降态势，缩减至1.18万亿美元，标志着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正式终结。

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世界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恢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从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国跨国直接投资增长9.3%，总额达1.29万亿美元，但远低于2007年的历史高点。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17%的增长，达1.5万亿美元。具体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主要有以下3大特征：

一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跨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促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促成了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主要特征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和信息业的分工、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主的制造业分工，以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主要出口国提供能源资源供给这样的三角分工网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跨国直接投资总体格局没有变化，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大约在4000亿至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亿至2300亿美元间波动。

二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2004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7年达到峰值，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连续3年下降后，2011年呈强劲反弹态势，增速为18%。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则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

三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同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7%。欧洲吸引的投资量下滑幅度最大。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中，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增速为35%，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整体来看，这3大经济体跨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没有显著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第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三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08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高于制造业领域，而危机后主要转向制造业，2011年制造业的流入呈持续增长态势，而金融和保险业的流入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又下降23.35%。2011年前3季度逐季增长，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二是从3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第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一方面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2010年引进外资占前5位的国家为毛里求斯、新加坡、美国、荷兰和日本，占了引进外资总额的76.8%，其中，来自毛里求斯、新加坡和美国的投资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来自美国的投资下降50%，而荷兰和日本对其投资持续增长，2010年涨幅分别为29.35%和76.24%。另一方面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较小。

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及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以下主要趋势：

一是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温和复苏。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并不稳定，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带来影响。

二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危机后部分地区的国家集中暴露了经济社会中的一些潜在问题，地区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迹象。比如，欧元区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逐渐增多。

三是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竞争新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具体来看，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3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趋于放缓，人民币也将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趋于稳定，甚至会有所下降。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必须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并积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三是积极支持鼓励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同时增强我国应对跨国并购的能力。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尚未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以及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跨国并购代替绿地投资成为主要的跨国直接投资方式，尤其表现为对欧洲地区的跨国并购的增多，而行业方面集中表现在能源资源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因此，建议顺应世界整体形势，抓住机遇，积极支持鼓励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一方面，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规范和提高企业的国际运营水平，形成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另一方面，要完善我国跨国并购方面的法律体系，提高我国企业应对跨国并购的能力，最终在跨国直接投资自由深入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