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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飞涨、通胀高企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数钱度日，企业也是如此。曾经以海宁皮革、永康小五金和温州皮鞋名扬海内外并且造富无数的浙江省这半年来可以说苦不堪言，企业主们一方面要想尽办法到处融资以保住现有规模，一方面还要竭力挡住不断从外界射来的“看衰”之箭。

“倒闭潮”是假？

这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这几年一直在“转型的烦恼”之中苦苦摸索着，今年又遭遇了紧缩政策的“寒冬”，其中饱含辛酸和无奈。

“劳动成本增加，财务、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加，但另一方面却贷不到流动资金，赢利空间受到挤压”，金华的一位企业主说，这些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困难，几个因素叠加到一起造成了不少企业的亏损局面。

即便如此，疯传了半年的所谓“倒闭潮”只能算是捕风捉影、言过其实，目的是加快紧缩政策的结束进程。6月16日，浙江官方于首次以书面报告形式对“倒闭潮”作出了否认，承认面临诸多问题，但“当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

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089亿元，同比增长12.1%；实现利润1432亿元，同比增长32.4%，30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仅有皮革行业利润下降。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4673家，比一季度减少1600余家；亏损企业亏损额91.5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一季度回落9.2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为14.6%和6.0%，比一季度分别回落5.2和3.9个百分点。

“事实上，我更愿意用‘歇业’的概念。由于利润太薄，加上融资招工用电原材料等四大困难，出现困难的企业选择了歇业，暂时躲避风头”，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评级总监马文洛说。

“差钱”是真

从亏损率和利息净支出数据上看，浙江工业企业并没有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贷不到钱就不能扩大生产，成本压缩空间也有限，所以就只能不断将利润打薄。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

7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中小企业经营现状的调研报告。根据其中的数据，眼下只有15%中小企业能从银行借到钱，超过半数都依赖民间借贷，月息为4%至6%。

企业主坦言，民间借贷已经成了普遍融资渠道。对于他们来说，保证资金链连续不断是头等要务。

此前金融管理部门一直寄希望于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要求商业银行专门设置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银行是盈利的商业组织，不能要求其不顾经济效益而承担政府的职能。

而如果把压力转嫁到私募等渠道也一样解决不了问题。私募资金，特别是PE/VC更是盈利性更强的机构，面对的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小，不是常规意义下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工具。目前，非公开发行债券仅仅限于少数几家国资委的超AAA国有企业，推广到中小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债券管理体制、发行标准、交易流通、私募发行与非法集资关系等，国家尚未允许低信用等级的“垃圾债”发行，更不用说无法监管的私募债券。同样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民间借贷利率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界限，法律是无法干涉的。

“关键是我们应该研究高利贷的资金都去干什么呢？”马文洛说，“如果是去抄房地产、古玩字画等虚拟经济，那就应该堵住，保持对房地产的高压态势不放松。如果是去做实业，说明他确实需要资金，投入生产说明他产品利润高可以承受，即使利润低但为了完成订单维持客户关系也必须投入，这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减轻搞实业的企业负担，同时堵死资金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流动。”

数据表明，2001-2009年全国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2.9%，而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6%。如果再把国有企业享受的资源、税收、补贴、融资等各种优惠扣除，国有企业根本就不赚钱，同时对就业的贡献也相当低。

而中小企业上缴税收占到整体税收的四成，解决就业占到了七八成。就业问题是任何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因此，国家更应该帮助中小企业成长。

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将成突破口

既然“开源”遇阻，“节流”就成了第一重点。不少浙江企业主表示，他们最希望的是得到税收优惠，以便从经营成本上获得更多喘息的空间。

2010年全国税收增幅达GDP两倍，政府与民争利的同时，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也备受争议。中小企业上交税收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强化了国企的地位，反过来还恶化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环境。

“国有企业既然是全民的，就更应该帮助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如给国家分红，进一步市场化改造，不能国进民退。目前地方政府都大力欢迎国企到地方去，这是个错误的信号，是改革的倒退。”马文洛说。

所以，加快对税收政策的改革是眼下缓解问题的第一步，这要求政府扩大免税范围，根据行业状况给予不同的减免幅度。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开源”的可能性，也对银行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有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却唯独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

马文洛提到日本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经验，建议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建立一家政策性银行还不行，因为中小企贷款规模都比较小，所以应当在地方层次上鼓励各省、市、县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

事实上，国内地方政府和银行早在多年前久开始使用专款专项政策扶植特定企业发展，比如科技型企业。但由于政策行政管理手段落后、人员缺乏，无法遴选出更应该支持的中小企业，发放资金方面寻租现象严重。

如果不将流程市场化，政府和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力度也会相应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担保机构的参与。

资料表明，财政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由于没有经营者的利益在内，发展速度较民营机构要慢得多。浙江省信用与担保协会配合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 2010年12月底362家担保机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2010年底担保机构在保余额共计565.93亿元，同比增长39.49%；担保机构户均在保余额为15，633.52万元，同比增长45.66%。

而同期浙江全省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46，939亿元，同比增长19.70%，担保机构在保余额增长速度高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速度，说明浙江省融资性担保机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过程中的作用在不断提升。

2010年浙江省担保机构纳税总额1.49亿元，担保后担保客户新增就业人数77.6万人，新增销售总额2，931亿元，新增利税总额29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0.17亿元、32.6万人、1231亿元和123亿元，表明2010年浙江省融资担保业社会效益进一步显现。

马文洛表示，信用担保具有放大效应，对担保机构的补贴可以扩大其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但由于担保行业本事属于微利行业，一些担保机构搞起了资金拆借等活动。

所以，应扩大担保公司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减免政策，并建立担保行业损失补偿机制，将对中小企业财政补贴的部分资金集中于担保行业，以使担保公司专注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

同样，政府应该扶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通过它们来落实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例如，鉴于中小企业会计报表的真实性问题，可以一方面要求享受财税和信贷支持中小企业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另一方面财政补贴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小企业审计服务的费用支出。

这样，通过将行政管理中的专业化工作外包给中介机构，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将得以有效提高。同时，加强对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的管理，促其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