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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目前，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大部分观点都集中在对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的过度发放和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上。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从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能从危机本身得到理解。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完美配置资源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高科技革命的兴起，市场力量的复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迅速扩张，成为主导各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的主流理论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实施贸易自由化等10个方面。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华盛顿共识”的实质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只有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才能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繁荣。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结束了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为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监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问题最终在某个环节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要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单纯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无济于事，必须从危机的根源入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启示：危机下中国九大抉择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在深刻反思之余，我们更应从这场危机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以此为鉴，指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金融战略抉择。
1、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
2、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危机表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3、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减，企业出口订单大量萎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经步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途径。我国也已具备了内需拉动的充分条件，因此，要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
4、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资本输出步伐。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5、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国际协调
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要以这次危机为契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6、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实行结构性减税、退税或抵免，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加大对“三农”、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7、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提供了珍贵的教训，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要抓住当前全球金融版图出现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足和服务于中国经济，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和营造良好环境为重点，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功能，不断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增强金融市场配置国内外金融资源的能力。抓住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当前要特别关注跨境资金流出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可能带来的冲击，全力确保金融安全稳定运行。
8、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不断寻求新的报酬递增的源泉。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9、从贸易扩张向技术创新转变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一批制约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基础技术，在高端通用芯片、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等前沿应用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
探索：且败且战已两载
演变：已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危机初现。2007年年初以来，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客户大批违约影响，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全国金融公司等多家从事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纷纷出现巨额亏损，有的甚至陷入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
第二阶段是危机爆发。自2007年七八月份开始，大批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2007年8月，美国第十大贷款公司——美国家庭抵押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当月，受一些投资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基金宣布停止赎回的影响，美联储、欧洲央行等被迫联手注资以恢复银行间市场秩序，成为危机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阶段是危机扩散。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因次贷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西方央行联手干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把危机引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危机的深化和恶化阶段。2008年6月份以来，危机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特别是9月份，华尔街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美林被美洲银行收购，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美联储出资850亿美元救援美国国际集团，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
10月初，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2008年9月底和10月初，欧洲金融市场危机突然加剧。短短一两周内，比利时与荷兰合资的富通银行、德国许珀地产银行、英国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等欧洲著名金融机构纷纷告急，导致欧洲多国政府不得不联手拯救。而冰岛受巨额外债影响，甚至陷入破产边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无一幸免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发展：呈现三大表象
一是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波动震荡，至今仍未见底。这场危机给国际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打击。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一家破产，两家被收购，两家转型。20多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花旗走向分拆，一大批对冲基金遭受毁灭性打击；欧洲不少银行呆坏账明显增加。据估计，全球金融体系因危机造成的损失超过3万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深度下挫。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2008年，纽约股市标准普尔指数下跌40.6%，英国伦敦股市下跌31.3%，日本股市下跌42%。标准普尔公司估计，去年全球股市蒸发超过17万亿美元市值。2009年以来，全球各主要股市仍然弱势震荡，下一步走势还看不清。
二是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趋势目前仍在延续。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加速显现。一方面，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收缩。欧美经济陷入衰退。制造业指数跌至多年来新低，企业订单大幅减少。一些全球知名制造商现金流告急、面临倒闭威胁。就汽车业而言，通用濒临破产边缘；丰田去年12月停产2天，今年1月、2月又停产11天。就造船业而言，全球订单下降40%，已经下单的也在要求延后交货甚至取消订货。发达国家失业率迭创新高，美国高达7%，欧盟国家普遍在7%左右。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普遍放缓。一些国家受美元汇率波动、资本外流、出口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等因素影响，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发展中国家2009年经济增长为4.5%，明显低于2008年6.3%和2007年7.9%的增速。
三是国际市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企业生产经营与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去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和主要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价格高位回落，今年以来价格波动仍在延续。国际原油价格去年7月最高达到147美元/桶，12月最低时近35美元/桶。今年以来价格有所回升，但波动依然较大。国际玉米价格去年6月曾突破8美元/蒲式耳，最近已跌破4美元/蒲式耳，折合人民币1071元/吨左右。大批企业高价时买入的原材料库存至今没有消化。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产成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全球亏损行业、亏损企业持续增加。今后一段时期价格波动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应对：创出三种模式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多次实施联合降息，并相继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标志着象征国家强力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再次被推向前台。探究美国、欧盟、亚洲等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3种不同的应对模式：
第一种：注资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贷款和购买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注资，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激活金融市场。目前，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第一批救市资金2500亿美元已经用尽，第二批资金投入使用。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宣布将推出总额8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从效果看，美国实施救市计划3个多月以来，美国经济依然在持续下滑，股市持续下跌，失业人数屡创新高。从本质上看，这种模式以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作用较小。面对庞大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来的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等信贷问题，一旦救市资金用尽，市场信心将再度受到重挫。
第二种：信贷担保模式。以欧盟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这种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实施国有化，但更看重通过强大的政府信用来确保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例如，去年10月欧盟举行首脑会议，决定一方面政府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对濒临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另一方面由各国政府为金融机构新发行的中期债务和银行间的借贷提供信用担保。
第三种：相机抉择模式。以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为代表，遵循“雁行理论”的亚洲各国（地区）尽管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大多都实行相对保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效避免了来自外部的金融危机对本国（地区）虚拟经济的冲击，金融机构受到的次贷相关损失普遍较小，处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需求迅速减弱，亚洲各国（地区）出口压力普遍加大，进而对相关产业、就业、税收产生连锁影响，并最终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对此，亚洲各国和地区根据本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不同，采取灵活的应对模式，尽量把来自外部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同时谨慎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些投资机会。比如，日本利用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机会出手购买部分美国资产，韩国实行韩元贬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担保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则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方式稳定出口，出台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同时有选择地购买国外部分能源、矿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