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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全国城镇消费维权状况”调查报告之二，其中显示消费者最希望政府能加强对消费维权工作的领导、组织。为此，中消协建议政府研究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议事制度、协调机制。（3月13日《法制晚报》）
　　
　　笔者不否认建立政府协调机制会有助于消费者维权，但把这项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消费维权本质上属于民事维权，它不能依赖行政权的过分介入。而这种消费维权的路径依赖，既暴露了思维方式的落后，也表明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清消费维权难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44.1％的消费者遇到过合法权益受严重损害的事。47.8％的消费者曾向有关方面要求合理赔偿或补偿，但只有37％的人得到满意解决，有36％表示，虽得到解决但并不满意，更有27％根本没有解决。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九项权利”中，消费者认为维护较差的是“索赔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其实，消费维权难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民生问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主要焦点，其中就包括消费领域的许多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民生离不开对消费的关注，因为消费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部分。当然，要推动民生问题的宏观解决，确需政府采取得力措施，加强综合整治。但公众日常的消费维权却不能过度指望政府干预，更不能指望从行政权力那里得到权利救济。这要求我们弄清消费维权难的根源。
　　
　　综合分析起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公众消费维权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或规定滞后，消费关系不平衡。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些规定明显滞后，与其他法律法规的部分内容有冲突不协调，以及民法、民诉法的相关制度缺位等，都为消费维权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一方面是消费者维权耗时费力，程序复杂，没有惩罚性赔偿制度，成本高获赔低，得不偿失，使多数人权衡利弊后放弃维权要求；另一方面是没有公益诉讼制度，个人维权成果仅及于个案，对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法形成威慑力，客观上削弱了他们尊重消费者的积极性，侵权获利让一些不良企业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如果我们能够有针对性地将上述问题妥善解决，更好地平衡消费关系，更好地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从积极维权中获得看得见的正义，让一些有侵权行为的企业和商家真正感受到侵权后的切肤之痛，培养它们对法律权威和消费者权利的敬畏之感。到那时，我们就不会求助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来干预消费维权了。因为靠健全的法律，求助于司法途径，消费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较好地维护自身权利。
　　
　　事实上，不断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减少行政干预市场，依靠司法最终解决纠纷，才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