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在2020年4月份创出历史新低,同时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和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均探到历史底部,虽然两大指标随后不约而同地开始反弹,但如同疫情之前的表现一样,服务业PMI的反弹力度始终强于制造业PMI的反弹力度,并且不同于最近几年制造业PMI长时间被压制在“荣枯线”之下或者偶尔跳到“荣枯线”之上而后又迅速回到线下,服务业PMI虽偶有波动,却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制造业PMI均值为48.5%,全年各月均运行在50%以下,这种状况今年以来依然没有好转,至8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48.9%,但与制造业PMI持续疲弱完全不同,8月份全球服务业PMI升至53.8%的历史最高水平,且先前已有一年多的时间远离于“荣枯线”之上。从不同经济体来看,美国8月份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分别为47.2和51.5,同期欧元区数值各为45.8和52.9,日本为49.5和54.0,中国为49.1和50.2;与此相应,8月全球制造业PMI为49.5,服务业PMI为53.8。总体看来,除印度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制造业PMI目前均没有摆脱“荣枯线”的残酷压制,而服务业PMI均在“荣枯线”的上方持续稳定运行。
PMI是通过对采购经理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月度调查汇总出来的一种指数,显示的是现实经济活动强度与动态经济趋势,其中制造业PMI涵盖产出、新订单、就业、供应商交付速度以及库存五大关键指标,非制造业PMI包括商务活动、新订单、就业、供应商交付速度和库存五个核心指标,二者加权求和得出的是综合PMI,其中非制造业PMI剔除了建筑业PMI后就是服务业PMI,只是相对于建筑业PMI而言,服务业PIM所牵涉的范围更广,更有代表意义,实际参考价值也就更为重要。
PMI的数值范围从0到100,其中0表示经济活动停滞,100表示经济活动达到最高水平,50为荣枯线。当PMI从50上升到100,表明经济运行中的扩张显著超过收缩成分,扩张在增加,收缩在减少,经济处于繁荣区间;当PMI从100下降到50,表明经济运行中的扩张成分多于收缩成分,但扩张在减少,收缩在增加,经济仍处于扩张区间;当PMI从50下降到0,表明经济运行中的收缩成分多于扩张成分,扩张成分急剧减少,收缩成分快速增加,经济处于收缩区间;当PMI从0上升到50,表明经济运行中的收缩成分多于扩张成分,只是扩张在迅速增加,收缩明显减少,但经济仍处于收缩区间。简言之,“荣枯线”之上显示经济处于活跃状态,“荣枯线”之下显示经济活动处于抑制状态。
国际上目前存在两大PMI主流发布机构,一个是标准普尔(S&P)发布的S&P Markit制造业PMI与S&P Markit服务业PMI,一个是美国供应链协会(ISM)发布的ISM制造业PMI与ISM服务业PMI。不同于ISM既发布制造业PMI又发布非制造业PMI,标准普尔在发布制造业PMI的同时,只发布服务业PMI,同时,两大机构的PMI在覆盖范围、调查对象、样本规模、计算权重方面都存在差异。
对比来看,标普PMI的调查对象仅限制在美国本土业务范围内,更关注企业部门和反映美国本土情况,数据更平稳,而ISM PMI的调查对象则不限制跨国公司报告其境外业务,反映美国在国际大环境影响下的总体变化,数据波动更大;在样本规模上,标普PMI覆盖美国1300家公司,问卷目标为采购与供应高管、首席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等,ISM PMI则涉及600-700家公司,问卷目标限于采购与供应高管;在计算权重上,ISM PMI的产出(商务活动)、新订单、就业、供应商交付速度以及库存五大分项指标分别占比为30%、25%、20%、15%和10%,标普PMI则采用等额权重,即各个分项指标均为20%。
回过头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制造业PMI与服务业PMI已经出现明显的强弱分化,之所以如此,首因可归于服务业的天然禀赋与市场优势。一方面,制造业都是重资产企业,同时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巨大,无论是全行业还是单一企业,实现增加值的改善都十分不易,对比之下,服务业多为轻资产企业,投入成本压力比制造业小了不少,行业达到盈亏平衡点的难度也就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制造业与上游原材料与燃料以及大类资产价格的变化联系更为紧密,相关性更强,于是,在近几年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侵蚀下,行业增加值反复遭遇折损,相反,与资产价格仅保持着弱相关的服务业尽管也受到了通胀的影响,但同样的关键影响因子比如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对于制造业是成本的增升,而对于服务业来说也是行业增加值的提高。不仅如此,全球制造业生存在供给过剩的商业环境中,产品价格上升空间受到极大压制且总体处于下行状态,最终反映出的行业增加值也只是降低而不会上升,而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则是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的斜率变得日益陡峭,由此也带动着服务业增加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人口结构变化也是驱动服务业PMI持续走强的关键因素。目前全球60岁以上人口已超10亿,且伴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的到来,世界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演进,预计到203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14亿。老年人口的快速膨胀,使得医疗照护、养老金融、养老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服务、养老科技和智慧养老服务以及养老公共管理等全产业链服务需求空前增加。不仅如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除老年人外,青年与中年群体对康养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按照全球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023全球健康经济监控报告》,全球健康产业自2020年以来增长了27%,达到5.6万亿美元,至2027年产业规模将扩大到8.5万亿美元。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4年世界财富报告》,目前全球高净值人士(拥有至少100万美元流动资产)达2280万,资产拥有量超过680万亿美元,这类人不仅推动了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而且也必然增配非金融增值服务需求,如私人教育、家族传承、高端医疗、健康管理、艺术品收藏和各种公益慈善活动,服务业因此获得进一步的赋能加力。
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是驱动服务业PMI扩身的重要变量。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企业对与信息的产生、传递和处理有关的服务型生产资料(如软件、传感与控制器、AI等)的需求增长速度不断增长,同时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也使得企业的内外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从原料、能源、半成品到成品,从研究开发、协调生产进度、产品销售到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上存在着纵向和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度日益加深,进而导致对商业、金融、银行、保险、海运、空运、陆运,以及广告、咨询、情报、检验、设备租赁维修等服务型生产资料的需求量迅速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产业链竞争的加剧和对用户需求关注度的提升,全球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不再仅仅盯住实物产品的生产,而是会发散至实物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市场调查、实物产品开发或改进、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实物产品的报废、解体或回收,服务环节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甚至专注于战略管理、研究开发、市场营销以及品牌输出等活动,制造业企业正在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服务企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乃至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服务价值贡献占比达到了70%,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的服务产值也超过了30%,传统产业对全球服务业所溢出的增值红利可见一斑。
最后要承认的是,旅游实际上已成为穿越经济周期与非经济周期的人类必然行为,这是因为非经济周期中民众收入不断趋向改善,旅游成为必选消费,而在经济周期尤其是危机过后,外出旅行又成为了一种用于心理疗治或情感补偿的追加需求。根据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杂志的统计,去年国际游客人次恢复至疫情前的89%,今年第一季度升至97%,同时,世界旅游理事会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每10美元消费中就有1美元用于旅行,创下历史新高,旅游业对全球GDP的贡献在今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1.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0%,同比增长12.1%。旅游业俨然成为了全球服务业增值的主要扩张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