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美国加征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关税的做法,中国做出反击。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有些人有点慌乱,有意见认为中国准备不足,谈判有问题,应该及早妥协。
寄希望于及早妥协,与那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奇思妙想的招数战胜对手一样,都是缺乏对贸易摩擦的本质理解。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无论中国做出何种选择都很难避免,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持续打压对手,直到解除对其威胁。
美国通过贸易摩擦阻止日本崛起是前车之鉴。二战之后,在最初的几年,作为占领者的美国一直避免日本实现再工业化。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及美苏冷战激化后,美国才开始将日本作为前线进行产业复兴的支援。但随着日本变得强大以及冷战缓和,从1985年开始,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开始抑制日本工业发展。
美日贸易摩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68年-1972年),主要以纺织、钢铁等传统商品为主,美国要求日本对美国的纺织品、钢铁等出口进行自主限制。日本被迫同意。在第二阶段(1977-1979年)主要以彩电为主,最终以日本自主限制出口解决。到了第三阶段,即1980年到1990年代中期,贸易摩擦全面爆发。
在这个时代,日本经济规模开始达到美国GDP的六成左右,而且增长势头很猛,有快速超越美国之势;其次,日本在汽车、半导体、先进机床等高新技术领域和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超过同样把这些作为支柱产业的美国。这意味日本有能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霸权。美国人认为“冷战结束了,获胜的却是日本”,并且日本崛起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当时美国舆论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全面打压和制裁日本。
1980年代,美国反日情绪在学界、媒体界、商界、政界全面蔓延,美国学者罗伯特·安吉拉用“痛击日本”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日本的汽车、彩电等商品在美国遭到公开毁坏并通过电视直播。1989年,老布什总统在任命希尔斯作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的仪式上,递给他一根撬棍,希望后者用它打开日本市场的大门。
与此前贸易谈判只针对具体商品不同,美国对日本进入全面打压阶段启动了超级301条款,这个条款规定美国可以单方面判断交易国贸易、知识产权等政策是否违约,即美国不需要在谈判中作出任何让步,直接给交易国定罪并要求对方接受美国要求。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不能再等了”,“多边主义见效太慢”等。这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和行为高度相似。
此阶段美国的要求有三:第一,打击日本在超级计算机、航天卫星、医疗器械、半导体等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避免全面赶超美国科技优势;其次,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服从于美国指导。比如美国要求日本制定公共事业投资计划,日本做了10年400万亿日元的计划让美国审阅,被告知要再加30万亿。再次,克林顿时期,美国向日本提出三年内,日本必须确保美国汽车、电信、医疗等产业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达到其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水平,强行要求设立“数量指标”,遭到日本拒绝。
中国当前经济规模也达到了美国 的60%左右,并且依然在较快发展,在 科技领域开始转型升级,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出现反华情绪,这与1980年代的日本所遭遇的高度相似。也就是说,在这阶段,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经济与科技领域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既不愿意转让高端技术,也不让你购买,却一味要求你全面开放市场,根本目的就是不让你发展壮大。
鉴之往事,则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目前中美谈判所面临的情势,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美国会不顾一切地向中国全面施压,美国有着固定战略性任务,而非战术性的目标。对中国而言,既要对美方这一战略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也要有自己清楚的战略定位。就如中方反复声明的一样,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一直愿意与美国相向而行,平等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是通畅的,对话的大门也是一直敞开的。但是我们不惧怕美国的经济恐吓战略,也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应对美国的贸易大棒。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并未阻止日本产业崛起,贸易战杀伤力有限,关键是不要在国内政策上犯错。日本就是对贸易战做出了错误反应,过度刺激内需导致泡沫经济,从而让发展陷入停滞。因此,中国不必害怕贸易战,但需要警惕以刺激内需为名继续加杠杆,中国还具有被压制的巨大发展空间,应该通过结构性改革及时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