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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工匠精神”、信誉至上著称的“日本制造”怎么了？最近，丑闻缠身的日本企业已被这个问题压得喘不过气。10月16日，日本日立制作所为英国制造的城际高铁列车投入商业运行时，因技术问题造成延误，并发生漏水等故障;8日，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产品以次充好以及篡改质检数据的丑闻开始发酵，美国司法部昨天甚至开始介入，要求该公司提交向美国客户出售的不合格产品的相关信息;2日，日本日产汽车集团6个工厂的质检人员被发现不具有质检知识和资格，却长期负责整车质检工作。连同三菱汽车、铃木汽车、三井住友建设，这些大名鼎鼎的日本公司都在这两年的“造假名单”上。甚至，隐瞒安全气囊质量缺陷的高田公司今年6月申请破产。日本公司的形象狼狈不堪。追求品质、诚信、进取，日本人曾经引以为骄傲的这些坚持去哪儿了？“日本制造”走下神坛，映照出企业精神的坠落。

　　变化

　　“我曾走访位于广岛县的马自达工厂。当时，这家工厂还处于从2008年雷曼危机的冲击中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的时期……带我们参观的工厂职员宫胁克典嘀咕道，‘这么说恐怕会让上司生气，但雷曼危机时期我们的确挺开心的’。据他说，当时生产线停工，工厂的员工无事可做，便忙着进行改善，例如想着制作可以配合员工步伐移动的喷枪等。很多智慧成果后来都在工厂得到实际应用。”《日本经济新闻》撰稿人杉本贵司16日的文章以此为例说，精通现场工作的员工的点子相互碰撞，不断推进以1毫米、1日元为单位的改善，这些点点滴滴将日本制造业推上了世界之巅。

　　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其畅销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中写道，在“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员工，“不会反对新技术，也不会由于技术革新而感到头痛，害怕自己落后于时代”，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因技术水平优势不再而失业。相反，他们“为了公司的发展，对于引进新技术十分热心”。

　　然而，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对《环球时报》说，近年来他在日本企业生产一线看到最显著的变化是，以前工人都是企业职工，着统一工作服，但现在，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一起工作。“合同工、临时工在很多公司占30%至40%的比例，越是艰苦和需要技能的工作，越是靠这些临时人员完成，没有技术资格的人也会被派到一线滥竽充数。”技术熟练度无法保证，创新就更谈不上了。

　　与神户制钢所有过业务往来的日籍高管山田(化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终身雇佣制”用员工一生的安稳换来他们对公司的绝对忠诚。在那种背景下，可以培养出高度掌握技能的专业人士。然而随着近年来日本企业引入欧美经营理念，“终身雇佣制”瓦解，日本企业文化也从“珍爱员工及其家人”转向“股东权益优先”。加上“失去的20年”迫使业绩低迷的企业裁员，员工与企业的矛盾加剧，这也为一些员工采取不正当行为提供了土壤。

　　与生产一线相关的变化不止这一点。陈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在很多日本企业，无论是从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还是博士，入职后都会被派往生产一线，与工人一起工作几个月。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基本就是普通职工，没有任何职称，到接近50岁才获得课长职位，再过数年晋升为部长。日本企业的管理者往往被要求对企业内工厂相当了解。

　　“但日本一名上市公司的部长曾对我说，现在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官僚化。大量管理人员只知道参加数不清的会议，看数不清的报告，不断确认传承企业精神等内容，很少直接去一线视察、改进生产方法，他们对一线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出了问题后，就在无数摄像机和照相机前弯腰道歉。”陈言说，那些喊口号最卖力的人，往往最有晋升的机会，但这些人并不具备“工匠精神”，也缺乏创新的勇气，因为创新往往与风险共存。

　　原因

　　说起日本企业精神，《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日企业人士和学者提到最多的便是：质量、诚信、进取。正如《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所言：日本人总是比别人更富于理想和上进心。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使外国人觉得，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严肃态度，衣着整齐，彬彬有礼。

　　一名驻日资深媒体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少日本企业“堕落至此”，“非常令人痛心”，因为日本优秀的企业精神，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如一日的精益求精积累而成的。

　　截至2016年底，日本百年企业的数量已超过2万家，平均100家企业中就有一家百年企业，堪称“百年企业的宝库”。这其中经营超过200年的企业更占据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包括成立于公元578年的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成立于公元705年的“西山温泉庆云馆”等。“感觉困难的时候该做的不是放弃诚信原则，而是要再尝试。今天跟昨天比，明天跟今天比，绝对不能输。”庆云馆第52代传人深泽曾说，“我想守护祖先传承下来的东西……”

　　“祖先传承下来的东西”是什么？专攻一门技术，经过长时间的专注成为某个小领域的王者。比如，全球唯一掌握一种超小塑料齿轮的生产与加工技术的企业就在日本。这种齿轮最小的仅百万分之一克，直径0.149毫米。从顶级汽车到顶级钟表，很多关键部位都需要这种齿轮。

　　“在技术上、设备上一丝不苟，不追求数量和速度，品质最优先。”一名常年与日本企业合作的中国制造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说起他眼中的日本企业精神。但他表示，这种精神大约在10年前的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下滑。陈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神钢丑闻爆发后，一名日本大企业的高管对他说，“我们在生产规模上越来越比不过中国，希望靠多品种、高质量来维持生产，但这不能保证企业一直能拿到订单。我们在生产成本的下调上，每天都感到巨大压力”。使用神户制钢所产品的一个日本车企高管加藤(化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以神户制钢所的技术水平，无法满足客户要求的可能性不大，该公司也一直在盈利，应该不存在资金问题。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节省成本，加快生产速度”，因为包括车企在内的公司都希望能采购“又快又便宜”的产品，神户制钢所本身就有良好的口碑，这样做更有利于争取订单。

　　上述中国制造业人士以钢铁产业为例，还提到日本企业精神坠落的另外两个因素：高层的“自信”与中层的“忧虑”。“日本钢铁厂的很多设备相对陈旧，很多时候无法达到最新产品要求。如同太平洋战争中，虽然美国的武器先进得多，但日本仍相信‘人定胜天’一样，日企高层固执地认为他们的产品已是世界最高水平，完全可以用技术和经验弥补设备不足。所以当中层人员提出设备更新时，他们会置若罔闻。设备跟不上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继而会失去客户，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的中层只能‘灵活处理’，最终导致问题大爆发。”

　　加藤也表示，日企员工一般不会特别意识到某种“企业精神”，而是想着“认真做产品”。当他们发现问题，会向中层领导汇报，害怕承担责任的中层这时就会考虑向高层说明情况后的“连锁反应”：拿不出解决方案，向高层领导无法交代;对客户，有无法按时交货、失去订单、赔付违约金的风险，因此不如想办法隐藏。“负责全课的课长(日本企业中层)，责任心很强，在企业内，可以说精力最旺盛的就是他们……课长必须避免陷于琐碎的事情里，必须从大局、全局出发来掌握公司的情况……”傅高义在其书中描写的日企中层，显然已不是上述中日企业人士口中那样“负责任”的管理人员。

　　常态

　　加藤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不认为日本制造的产品真的变差了，只是不时爆出的丑闻让这种“精神”有所松动。因为外界会说“日本大公司都这样，其他公司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从而逐渐失去了对日本企业的信赖。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日本企业人士往往绕开有关企业精神的话题，而着重向记者解释有关近期神户制钢所丑闻的“复杂性”。日籍高管山田就说，“原材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不尝试按照客户要求制造产品，就无法明确知道能否满足需求，像是赌博”。以他曾经手过的用于制造导弹、火箭、潜艇等设备的材料为例：“为满足客户的数据要求，需要进行大量实验，往往按照5至10倍的量生产以防万一。即便如此，也难以保证整个过程中不出现任何差错，在交货时间面前，可能就出现了‘差不多就行了’的情况。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日本三等产品的质量常常优于其他国家的一等产品。”山田强调，虽然神户制钢所的信誉遭到重创，但其在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非常明显。除了神钢以外，同等质量的高级铝制品只能从德国进口，成本高出1.5倍，交货时间至少慢2倍。“神户制钢所主动公开丑闻的相关情况，敢于承担责任，这也是日本企业精神尚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吧。”

　　有日企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年来，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外界随之对“日本制造”的期待更高，关注度更大，一旦发生丑闻，产生的负面影响看上去就更恶劣，“其实，有关企业的丑闻在日本社会一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