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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虽然还不能判断游资已经介入炒棉，但是“刀口舔血”的投机者“叮”上新疆棉市，已经是不争事实
早在2010年年初，一些人士和专家就曾断言，有“白金”之称的新疆棉花将成为游资的下一个炒作目标。随着新棉陆续上市，聚集到新疆的大小“棉贩”较往年明显增多，他们在当地预订棉田，租赁生产线，开始大规模介入棉花收购。
进入9月后，被当地称为“个体户”的棉贩不断聚集到阿克苏市及周边各棉区，等待收购新棉，以温州人居多。据在当地主营棉花的企业向笔者估计，2010年仅来阿克苏市找机会的“个体户”超过200人，远多于往年，而前往周边产棉县、市的个体户可能更多。
天山棉业是阿克苏市规模较大的棉花加工企业之一。目前，这家企业的3条生产线，除了一条自用以外，其余两条分别替山东德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和二十多个来自温州的个体户“代加工”。类似其他轧花企业租赁了生产线的温州人为数不少。
据阿克苏天山棉业总经理方红岩透露，早在2010年6月，这些温州老板多数曾到当地的棉田“预定”棉花，并向棉农许诺，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预定的棉花，同时提前向当地的棉花加工企业租赁了生产线，准备用于秋季收购加工棉花。
阿克苏市有近50家棉花加工企业，大多数是2003年前后由来新疆的温州商人所建。阿克苏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陈时文对笔者说，2010年2月，棉价刚开始上涨之时，“个体户”就曾来阿克苏购买棉花，准备囤积，但当时各企业的棉花已经基本售完，这些温州老乡多数空手而归。陈时文说，因为这一动向，年初“百亿游资转战新疆炒棉”的传言曾喧嚣一时。
据一些温州棉商透露，尽管这些准备做棉花生意的温州人手中的资金不算多，每人不过两三百万元，但他们自行组合后，很快就能凑足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收购资金。
一些棉花企业反映，喀什等新疆南部各棉区也出现了不少的“个体户”，等待收购棉花。众多外来户加入棉花收购，不仅加剧了2010年棉花资源的争夺战，也进一步抬高本来已经“高得吓人”的棉花价格。
“这样下去，很可能出现6年前的局面。”陈时文分析说，2003年秋，为抢夺资源，新疆各地外来的收购企业和棉贩竞相抬价，争夺相对有限的棉花资源，棉花的收购价最高时，一度被炒到了每公斤10元。因担心后期没有棉花可收，当地的企业只好咬着牙跟着“出牌”。然而，仅仅3个月后，国内棉花价格急剧下跌，主营棉花的企业因此普遍亏损，众多在新疆投资建厂的温州棉商也未能幸免，大多数资金被困，许多人至今仍未收回全部投资，只好继续为棉花“费心”。陈时文说，“原打算赚一把就走，可最终却变成了做实业。”此后3年，新疆乃至全国其他棉区棉花“卖难”困境频现，整个产业遭受重创。
而事实似乎印证了部分新疆棉花经营企业的担心。2010年9月20日之后，在开秤收棉较早的新疆南部地区，棉花一开秤就达到每公斤11元，超过历史最高价位。笔者接触的一些新疆棉花企业表示，虽然棉价已经让他们感到害怕，但如果大家都在抢资源，硬着头皮也得跟进，不然厂房、设备、人员闲置也一样赔钱，高价收棉还能搏一下，大不了少赔点本。
对2010年是否会出现游资炒棉的情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杜珉认为，2010年棉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求不平衡所致，炒作的因素不大，“即便炒高了棉价，如果国内纺织企业无法承受，无力接下‘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最终倒霉的是炒作者自己。因此只要国家采取措施，控制住国内棉花期货价格，在现货市场上，游资很难掀起大的风浪。”
与杜珉的看法截然不同，部分业内人士则认为，我国棉花缺口不断加大为炒作棉价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刚刚亲历了“炒蒜”风波后，山东菏泽市农业局经济作物站站长许向阳说，“供求紧缺”和“价格上涨”是近年来农产品被炒作的最基本条件，现在棉花也都具备了。
而一些温州棉商对自己的“炒卖者”形象颇不以为然。陈时文说，民间资金介入棉花收购领域，既没有违法经营，也没有囤积居奇，因此用“炒”来解读温商的投资行为是不公正的。
游资是否真正介入炒棉还有待观察，但仅仅是这样的传言就会引起市场波动，推高棉价。例如，2010年春节过后国内出现100亿元浙江民间资金撤离山西煤矿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转战新疆棉花市场的传言，虽然这与事实不符，但传言一出，国内棉价就应声而涨。而进入2010年9月以来，在短短40天内，国内棉花期货价格每吨猛涨了6000多元。一些业内人士分析说，没有大量游资的炒作，很难出现这样局面。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马文峰认为，资金有趋利性，很难杜绝其对棉花市场这类有升值潜力的市场的炒作。切断其炒作路径在于，加强棉花等相关产品的供应，减少资金炒作的机会。同时，还需使货币供应发行量同经济增长相适应，避免出现过多的货币无处投资，到处寻找投机的机会。□
《瞭望》文章：数据失真加剧棉市调控难度
我国棉花供求数据“不实”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不仅棉花总产量的统计数字与实际不符，就连各地的实际种植面积都很难弄清。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我国棉花面积为7428万亩，而中国棉花协会预警系统的数据显示为7718万亩。至于棉花产量，业内与政府职能部门会商的结果普遍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37.7万吨。
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主产区新疆，普遍存在的“帮忙田”是造成产量统计数据不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帮忙田”，就是未上报、却实实在在种了棉花的耕地。据新疆玛纳斯县前农业局长邵玉向笔者透露，在各棉花主产区，棉花单产的多少往往意味着干部工作能力的高下，为了多出政绩，靠“帮忙田”来提高单产的做法非常普遍，至今还在影响着棉区的基层干部。
邵玉说，为防止单产过高被怀疑，“帮忙田”的产量不可能全部计入当地总产，必然存在隐瞒部分产量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新疆棉花产量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让人存疑。
在连续经历了几次棉花“卖难”之后，新疆作出了稳定棉花面积的决定，从2008年起，把棉花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万亩左右，产量控制在200万～250万吨，以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设施农业、粮食生产和林果业。同时，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要求各产棉区避免盲目扩大棉花面积，不能再靠“帮忙田”来提高单产。由于压缩棉田面积的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实际结果与自治区“压缩、稳定”棉花面积的精神相左。因此，多数县乡政府对上报棉田实际面积仍心存顾虑。
从2010年开始，新疆农民种植棉花将获得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减少基层瞒报棉田面积的现象，但仍无法彻底解决产量不清的问题。此外，据自治区农业厅一位干部透露，在过去几年中，驻疆部队等单位都拥有大量棉田，这些都没有计入新疆的棉田面积。据知情人士估计，近年来，新疆各地违规开垦的荒地不下千万亩，这些“黑地”大多数种植上了棉花，更无法纳入统计部门的视线。
早在2009年12月，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史建伟就曾表示，新疆棉花产量数据失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提供的出疆棉总量来推算，自2002年起，新疆棉花产量与相关部门统计数据相比，7年累计相差280万吨。
不仅棉花实际产量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误差，国内棉花的实际需求量与统计数据之间同样存在较大出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纱线产量近2400万吨。而同期，我国能够提供给纺织行业用于纺纱的化学纤维不超过950万吨，棉花产量加上进口棉花也只有900万吨，按此推算，纺纱原料总量不超过1850万吨。
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朱兰芬告诉笔者：“1850万吨纤维居然能纺出2400万吨棉纱，除非掺水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棉花产量有问题，就是纱产量的统计虚高。”
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同样让国际棉商感到困惑。2010年5月，在海南三亚市举办的中国棉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路易·达孚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涛说，在棉花产需数据上，中国政府统计部门的权威性已受到质疑，美国农业部曾长期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外公布，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他抱怨道，“纱产量和棉花产量，都出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差这么大，为什么负责工业统计的部门和负责农业统计的部门不能先碰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国内棉花产需数据“失真”，也让决策和调控部门头痛不已。朱兰芬举例说，由于数据与事实不符，2010年年初在执行“以缺定进”的棉花进口政策时，国家发放进口配额相对较少，导致国内棉花供不应求。虽然5月以后，国家发改委增发了配额数量，但此时国际市场上可采购的棉花资源已经不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司处长张显斌说：产需统计数据不实，一直是困扰国家对棉花市场调控的最大因素。由于缺乏权威高效的棉花产供销信息采集、综合处理系统，国家对棉花产业的调控基础薄弱，主要体现在棉花的产需统计数据不够准确，因此很难做到精准调控。
尽管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各地加快建立和完善棉花生产和棉纱生产抽样调查统计制度，提高棉花、棉纱生产统计的准确性，但实际上，要搞清供求状况绝非易事。张显斌说，“新疆棉花的实际产量还可以通过铁路外运量进行大致推算，但内地的棉花产量，目前还无法矫正。此外，都说纱产量的统计数据有水分，但水分有多少，谁都说不清。”
朱兰芬说，棉花总产量被低估，棉纱产量虚高，发改委等职能部门据此制定的调控措施很难“对症下药”，必然会导致2010年的这种尴尬局面。针对产需数据不实的问题，她表示，政府宜尽快建立客观、准确的数据统计系统、预警系统，确保信息发布及时、系统、准确，降低经营和决策风险，保障我国棉花产业和纺织企业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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