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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摘要 2016年年底，一场有关虚拟经济是否冲击了实体经济的争论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之间火爆展开，这并不是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的首次交锋，拉开历史的镜头会发现，从2003...
2016年年底，一场有关虚拟经济是否冲击了实体经济的争论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之间火爆展开，这并不是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的首次交锋，拉开历史的镜头会发现，从2003年非典导致电商意外崛起开始，这种明里暗里的论战就一直没有间断，马云和宗庆后、董明珠和雷军、马云和王健林之间的争论甚至赌局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客观地说宗庆后在 CCTV 炮轰马云 “五新”，以及董明珠和雷军的争论在传统制造业企业家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何通过公开辩论厘清是非对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争论本质是对资本 “无锚式扩张”的担忧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争论映射了实体经济的从业者们对近年来房地产领域扭曲发展、资本对实体经济 “无锚式扩张”的担忧。
中央电视台在《对话》节目现场对与会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转型最大的挑战，“房地产摧毁实体经济”占到了19%，“核心技术”占14%，“虚拟经济过火”占11%，“高税费”占10%，“融资难”占7%。宗庆后在采访中也给记者列举了娃哈哈面临的十大问题，仔细梳理一下可以归结为四条：刚性成本过高、消费观念升级、外部环境恶化和生产效率低下。其中刚性成本主要是税费、原材、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相对而言能够迅速改善的就是出台更加宽松的产业政策和大幅度减少行政管制、规避权力部门扩权动作；消费观念升级，海淘，到日本、欧洲购买马桶盖、奶粉、电饭锅等国内完全有能力生产的产品都是消费者消费意识觉醒后用脚投票的结果，制造业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时代淘汰；外部环境恶化是近年来的新课题，资本和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挤占了实体经济的空间，使国内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持续走低，形成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价值洼地转移，中高端产业回归欧美发达国家境内的趋势，这种全球产业链横向转移变化对国内本土制造业短期看是馅饼，中长期则是重大挑战，因为以互联网为纽带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模式越来越像是一个巨大的“锚”，离开它就会衍生一系列次生问题。
互联网的方法论构筑了一个“新实体经济”生态圈
互联网本身更像是一个方法论，它通过网络中的“人工智能节点” 构筑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 “发现供需、匹配（制造）供需、分发供需、交易供需”的全流程生态圈，所有生产要素都像搭积木一样解构和重组，创造性降低了全流程成本。这种方法论既是存量改革也是增量改革，累积够一定的节点和技术后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的超级助推器。
经济学并没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约定俗成的虚拟经济多指以钱生钱的金融市场，除此之外都可以算实体经济。从这个概念上看所谓的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是两码事。说互联网祸害实体经济确实很冤，本质上互联网本身更像是一个方法论，它构筑了一个以撮合供需交易为核心平台，以发现供需、匹配（制造）供需、分发供需、交易供需为关键环节的“新实体经济”生态圈，最终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必须说明的是，和所有重大社会进步一样，早期的互联网角色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入侵者，对一直坚守传统制造业的老一辈从业者们而言，互联网所特有的 “颠覆式创新”给行业带来的那种痛彻心扉却又无能为力的剥离感是真实的。比如阿里巴巴借助互联网，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在线为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标准金融服务倒逼传统金融加速改革；腾讯微信等新型通讯工具倒逼运营商服务；滴滴出行软件的问世推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巨大革新；网络彩票打破传统地域和垄断模式，逼得体育总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在这场轰轰烈烈却悄无声息的“数字化”改造浪潮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像积木一样被互联网一一重新解构、旋转，最后变成了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应用场景，需求端的消费者则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原码程式等手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社会制度差异、生活习惯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显示了最大的包容性和建设性，它的伟大之处用宗庆后董事长自己的一句话作为注解很贴切：如果不是现在科技比较先进，提高了生产效率，世界大战早就爆发了。
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是：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节点，需求被细分、量化，生产也同样被细分和量化，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最终达到了以最小的资源最大可能地满足需求的终极目标。
互联网为主导的优化升级也是有代价的
在我看来，不用过度悲观，实体经济拥抱网络的“脱实向虚”和互联网企业整合实体经济的“脱虚入实”最终会汇流入海殊途同归，它也是我们解决目前经济结构扭曲、社会成本高昂的最佳解决方案。“提升网速、降低费用、充分放权”是做大网络经济、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保证。
和很多官员学者的悲观不同，我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效率提升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传统实体经济中一部分企业就像非洲草原迁徙的斑马一样也许永远无法到达转型升级的彼岸，鳄鱼潭就是其最终的归宿，这是必要代价。还有一部分企业则根据自身优势在行业产业链中重新定位需要转型到更适合的位置上，一部分企业最终会完成互联网改造到达彼岸。从这个意义上看，实体经济拥抱网络的“脱实向虚”和互联网企业整合实体经济的“脱虚入实”最终殊途同归。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升级过程，牵涉面非常广，既要尊重传统制造业的现实，又要小步快走推动革新，所以监管部门责任重大。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脱实入虚”的谨小慎微和复杂程度，互联网企业的“脱虚向实”一直在进行，京东、阿里、腾讯、百度、小米等企业已经迈出了关键步伐，线上线下的融合非常成功，部分垂直行业线上线下整合也成效显著。
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网络资源的供给、监管动作、立法就变得异常重要。首先是要么把基础公共网络资源彻底公益化，要么引入充分竞争确保网络资源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超级助推器。其次是要营造一些包容、宽容和弹性的政策环境，提高新业态、新技术容忍度。在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领域、PE、税收规费设定等关键点上应该大幅度放权。（洪斌 知名财经专栏作者）
争论本质是对资本 “无锚式扩张”的担忧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争论映射了实体经济的从业者们对近年来房地产领域扭曲发展、资本对实体经济 “无锚式扩张”的担忧。
中央电视台在《对话》节目现场对与会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转型最大的挑战，“房地产摧毁实体经济”占到了19%，“核心技术”占14%，“虚拟经济过火”占11%，“高税费”占10%，“融资难”占7%。宗庆后在采访中也给记者列举了娃哈哈面临的十大问题，仔细梳理一下可以归结为四条：刚性成本过高、消费观念升级、外部环境恶化和生产效率低下。其中刚性成本主要是税费、原材、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相对而言能够迅速改善的就是出台更加宽松的产业政策和大幅度减少行政管制、规避权力部门扩权动作；消费观念升级，海淘，到日本、欧洲购买马桶盖、奶粉、电饭锅等国内完全有能力生产的产品都是消费者消费意识觉醒后用脚投票的结果，制造业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时代淘汰；外部环境恶化是近年来的新课题，资本和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挤占了实体经济的空间，使国内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持续走低，形成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价值洼地转移，中高端产业回归欧美发达国家境内的趋势，这种全球产业链横向转移变化对国内本土制造业短期看是馅饼，中长期则是重大挑战，因为以互联网为纽带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模式越来越像是一个巨大的“锚”，离开它就会衍生一系列次生问题。
互联网的方法论构筑了一个“新实体经济”生态圈
互联网本身更像是一个方法论，它通过网络中的“人工智能节点” 构筑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 “发现供需、匹配（制造）供需、分发供需、交易供需”的全流程生态圈，所有生产要素都像搭积木一样解构和重组，创造性降低了全流程成本。这种方法论既是存量改革也是增量改革，累积够一定的节点和技术后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的超级助推器。
经济学并没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约定俗成的虚拟经济多指以钱生钱的金融市场，除此之外都可以算实体经济。从这个概念上看所谓的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是两码事。说互联网祸害实体经济确实很冤，本质上互联网本身更像是一个方法论，它构筑了一个以撮合供需交易为核心平台，以发现供需、匹配（制造）供需、分发供需、交易供需为关键环节的“新实体经济”生态圈，最终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必须说明的是，和所有重大社会进步一样，早期的互联网角色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入侵者，对一直坚守传统制造业的老一辈从业者们而言，互联网所特有的 “颠覆式创新”给行业带来的那种痛彻心扉却又无能为力的剥离感是真实的。比如阿里巴巴借助互联网，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在线为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标准金融服务倒逼传统金融加速改革；腾讯微信等新型通讯工具倒逼运营商服务；滴滴出行软件的问世推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巨大革新；网络彩票打破传统地域和垄断模式，逼得体育总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在这场轰轰烈烈却悄无声息的“数字化”改造浪潮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像积木一样被互联网一一重新解构、旋转，最后变成了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应用场景，需求端的消费者则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原码程式等手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社会制度差异、生活习惯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显示了最大的包容性和建设性，它的伟大之处用宗庆后董事长自己的一句话作为注解很贴切：如果不是现在科技比较先进，提高了生产效率，世界大战早就爆发了。
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就是：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节点，需求被细分、量化，生产也同样被细分和量化，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最终达到了以最小的资源最大可能地满足需求的终极目标。
互联网为主导的优化升级也是有代价的
在我看来，不用过度悲观，实体经济拥抱网络的“脱实向虚”和互联网企业整合实体经济的“脱虚入实”最终会汇流入海殊途同归，它也是我们解决目前经济结构扭曲、社会成本高昂的最佳解决方案。“提升网速、降低费用、充分放权”是做大网络经济、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保证。
和很多官员学者的悲观不同，我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效率提升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传统实体经济中一部分企业就像非洲草原迁徙的斑马一样也许永远无法到达转型升级的彼岸，鳄鱼潭就是其最终的归宿，这是必要代价。还有一部分企业则根据自身优势在行业产业链中重新定位需要转型到更适合的位置上，一部分企业最终会完成互联网改造到达彼岸。从这个意义上看，实体经济拥抱网络的“脱实向虚”和互联网企业整合实体经济的“脱虚入实”最终殊途同归。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升级过程，牵涉面非常广，既要尊重传统制造业的现实，又要小步快走推动革新，所以监管部门责任重大。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脱实入虚”的谨小慎微和复杂程度，互联网企业的“脱虚向实”一直在进行，京东、阿里、腾讯、百度、小米等企业已经迈出了关键步伐，线上线下的融合非常成功，部分垂直行业线上线下整合也成效显著。
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网络资源的供给、监管动作、立法就变得异常重要。首先是要么把基础公共网络资源彻底公益化，要么引入充分竞争确保网络资源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超级助推器。其次是要营造一些包容、宽容和弹性的政策环境，提高新业态、新技术容忍度。在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金融领域、PE、税收规费设定等关键点上应该大幅度放权。（洪斌 知名财经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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