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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继续保护国有资产，未来几年则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的经济恶化趋势：国有企业的持续低效率、房地产业的日渐低迷和民营企业大规模倒闭，直接导致两大危情：财政收入滑坡、就业压力加剧及资产泡沫破裂。
       日前，中国官方公告的数据表明，民间投资增速在各个行业全线下滑，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由去年的10.1%下降到2.8%，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今年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0.9%大幅拉升至23.5%。很多媒体都在热炒这一数据。
       其实，这一现象不足为奇，因为过去几年来，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溃散了“半壁江山”，该死的已经死了，不该死的也半死不活、苟延残喘，只有极少数民企通过业态创新“突围”到新的发展阶段。令人纠结和后怕的是，仍有相当一些质地良好的民企只能“坐以待毙”。
       出现这种状况，既有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疲软的客观因素，也有国家经济政策跑偏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体制固有的顽疾一直在体内作怪，深层腐蚀着国民经济循环功能。
       比如：近年来，在球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实施了持久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中国只有国企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欧美日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量化宽松及超低利率，保护和支持的是其境内所有的企业。
       加之中国各级政府有“财政信用和行政手段”做隐性担保，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输出口对准国企。因此，民企们最大的埋怨是：政府对民企只有冠冕堂皇的安抚性政策口号，却没有实质性举措及路径。
       现在，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格局大致是这样的：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的各个生产及消费服务领域，被国际资本及其知名品牌和国内民营资本“分享”，并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残酷的竞争状态；创新类、科技类企业的被年轻人及民间投资大佬把控，但体量太小，尚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大局；金融、投资、能源、城建、交通等领域，大都被国有资本高度把控并处于政策及资本保护下的高成本低效运营状态；房地产领域则是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共融”发展状态，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处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格局的背后是资源配置结构、利益分享结构的极大扭曲。
       现在学界及体制内外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环境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国家资本及政策要不要不惜代价首先支持国企和保护国有资产，如果是这样的策略，必然导致经济结构日益被扭曲。
       这种趋势若延续下去，未来几年则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的经济恶化趋势：国有企业的持续低效率、房地产业的日渐低迷和民营企业大规模倒闭，直接导致两大危情：财政收入滑坡、就业压力加剧及资产泡沫破裂。现在，大家都明白，总理手里可打的经济牌只有两张而且边际效用越来越低：一是货币工具，二是行政权力及政策干预。
       很显然，这两张牌在明显失效，在危情趋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到底如何力推中国经济有效突围，并保护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安全，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相当严肃的课题。要破解这道难题，还得从源头诊治---至少有下面两个问题需要结合当下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痛彻反思、明辨是非，然后优化调整改革的策略。
       一是支撑国民经济安全运行和保障执政安全的“中流砥柱”真的是国有资本及其控制的国有经济吗？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真的还要给资本及企业形态注入“政治的阶级的属性”吗？
       在中国投资发展的任何渠道的民间资本，其本性是追求利润并承担经营风险，而这个过程对国家带来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社会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税收，同时维持了良性经济循环和政局稳定。这是亚当-斯密高度概述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精髓，国民经济的运行只要是基于市场化公平的交易行为，这一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作为一个21世纪大国的执政集团及政府，有理由有这样的自信心：每一位勤劳的中国公民的生产劳动、每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每一个外来资本的投资者，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优化国民经济健康的循环机能，必然强化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必然给中国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更多更持久政府税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全部“自己来扛”，不会像国有企业那样给政府制造很多负担和麻烦，政府只需要专注于法律和规制的监管即可。
       有人说，中国国有企业一旦“被民间资本挤垮”，就会大大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这显然是一个悖论。说白了，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一是民意，二是财政，三是国家机器。这三点跟企业属性、资本属性有几毛钱干系？连这个问题都整不明白、连这点自信都没有，还怎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那什么跟美日叫板？其实，体制内很多明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处于某种原因不愿明说而已。
       当然，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命运，不必太多纠结，一个最简单的思维就够了：对于基础良好的、尚处于优势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实施基于资本层面市场化条件的“混合制供给侧”改革即可；对于已经半死不活、缺乏竞争力及发展后劲的国企，则应加速让其“安乐死”，不要再为其输血、不必再让其消耗宝贵的资源。
       二是在市场环境持续低迷，经济运行处于低谷时期，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投资持续支撑经济发展，这样的投资思维真的能消解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抵御经济下滑吗？
       千百年来，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经济运行的核心规律是：民众终端消费需求结构及需求能力，牵引经济投资价值取向及投资结构。当下，政府扭曲的投资体制和持久过度的行政投资作用，不仅投资边际效用下降，而且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扭曲，并抑制市场元气的恢复。
       这种现行投资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投资由各级政府自主把控，因此导致无论国企还是地方政府，想法设法攒项目、套投资。无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背离市场规律的投资比比皆是。
       这种政府把控经济资源和主导投资行为的体制，不仅吊高了下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用项目套取投资的“钓鱼胃口”，而且也怂恿民企以不轨手段跟政府核心部门套近乎。总之，一个畸形的投资体制构建起来畸形的利益链和畸形的供给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