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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21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文称，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跌破7%，西方无须更多担心。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都将经历较低的增速。中国真正的挑战是在于整合政策的贯彻执行体系，克服政治困难，确保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转型的助力。只要措置得当，等待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就都将是更美好的未来——
       周一我们得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第三季度为6.9%。尽管一些经济学家非常担心的那种急剧减速没有发生，但增速跌破7%的关口，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如果再结合中国股市今年夏季的暴跌，以及后来突然的货币贬值，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中国故事的真正主题其实并非严重的危机，而是长期的挑战。转型的道路注定要有颠簸，而中国高度分散的政策实施架构只能让颠簸被进一步放大。然而，如果处置精确到位，或者说只要处置得足够好，等待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就都将是更美好的未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就一直享受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过去三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速超过10%，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他们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追赶性”发展的特性，因此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当中国还是个低收入国家，那里有很多的高回报投资机会。资本投资创造出了制造业和出口的繁荣，为中国的增长出了大力。报酬递减法则告诉我们，伴随资本不断涌入一个国家，位置最低的果子被陆续摘走，投资也会不断减少。可是，尽管纸面上的政策也在鼓励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着消费导向型转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北京依然选择了刺激更多投资，以一轮基础设施繁荣来帮助推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增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占据了中国产出的近半壁江山，这样的刺激计划虽然会提升增长率，但是同时也在客观上延迟了重要而必要的转型。
       转型的最大障碍其实是在政治上。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是高度集中，由北京的领导人们掌控一切的，但是政策的贯彻事实却是高度分散的。从许多角度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有着准联邦制的味道。大多数政策的事实，一级大多数服务的提供，都依赖地方政府——从省到市，乃至到村一级 。尽管中央政府收取了大部分的税收，但是地方政府却需要提供95%到99%的卫生、教育和安全保障服务。尽管本质上说来，纽约州也在为密西西比州提供类似的补贴，但是中国各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变异程度还要大大超过美国。地方领导人需要依靠当地的企业界来确保本地的就业和稳定。当北京力倡经济转型，强调从制造转向消费时，地方政府却只能看到工厂关门，居民失业和资源流失。在这一切之上还存在着不公开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公开地平衡各种彼此矛盾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
       不过，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克服政治障碍，将转型真正在整个机制当中贯彻下去，这个国家就能够以更有力的身份参与到更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的全球市场当中。中国人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富有，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中国梦”激发了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的活力。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目前虽然只有全民的四分之一，但已经与美国的总人口相当。这是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市场，他们持续消费的很快就将超越国内商品的范畴，扩展到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当中，而许多国外的品牌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机会，并且在采取行动了。
       不过，发达国家想要真的享受到中国不断兴起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好处，或许还需要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转为消费导向型经济体，对于中国而言，在经济上是高度复杂的，在政治上也是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的。这样一种转型之下，中国很可能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较低增长速度。尽管金融危机以来，整个世界长时间内都一直在依赖中国经济推动全球增长，但是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际社会却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加快这一进程。好在，各发达经济体多数都已经迎来或者即将迎来适度的复苏，也让大家有了一定的空间去适应中国主席习近平所谓的“新常态”。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能够致力于解决那些自身繁荣的最大威胁——比如收入不均和工资增长乏力等——全球经济就能够更充分地做好准备，迎接从中国新一代中产消费者身上获益的明天。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中国领导人带我们走到那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