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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达沃斯论坛都会给世界提供新的思考和新的方案，特别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正处于重要拐点阶段，这种思考就更是珍贵，因为它更代表着一种变革的方向。

       全球金融海啸至今已经过去6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中，虽然各国开始逐步摆脱危机的阴影，但发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孕育着诸多深层次的重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不同，都进入了一个有别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新阶段——新常态时期。

       过去三十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00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为日本的两倍。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追赶窗口”正在收敛，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通过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单位产出的附加价值，以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这是中国“新常态”之下经济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所在。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新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201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到第36个年头，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完成了两次历史性转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于1998年完成了从低收入穷国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起点的转变。2010年，又一次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未来中国要迎接的挑战，要克服的困难将会更大，但却是一个有别于改革开放头35年的经济图景，需要“着眼于当下，布局于未来”。

       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在从增长奇迹向常规发展回归，支撑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在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发展最关键是如何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在符合环境社会承载力的前提下，以更合理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韧性，提升单位GDP含金量，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整体产业链向高端迈进。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三产比重上升，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是普遍规律。“新常态”将意味着中国二三次产业比例逐步得到优化，工业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多元市场主体不断加大高质量、高水平资本品和消费品供给，创造出更多的经济附加价值。

       经济二元结构有效弥合。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区域、城乡“二元特征”突出，“剪刀差”扭曲了国民收入和资源配置关系，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经济新常态应按照“均衡发展”理念，形成东中西部良性互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新局面。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统筹，逐步打破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长期以来，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双顺差”，但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也蕴藏着极大的国际市场风险。未来需要进一步增加资源品、消费品和战略品进口。特别是随着今年中国将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扩展全球资源的配置范围，将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重塑本国竞争优势，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

       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内需主体。一个稳定的大经济体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市场。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6亿左右，总消费为2010年的三倍以上。随着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迅速壮大和农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公平竞争、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中国作为全球成熟市场的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

       中小企业和新兴业态或成增长“发动机”。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软件开发、仓储物流等新兴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市场竞争格局、组织模式、经营模式将出现重大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能助推中小企业新一轮“创业潮”，中小企业在不断创造新供给，提升全社会就业水平的同时，也有望成为活跃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国际经验表明，每一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都将带来全球结构的重构和重组，这是世界经济摆脱旧的增长周期、重新回复上行轨道的根本路径和必要前提，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过渡到“新常态”过程中，旧增长模式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模式的发力也是不平稳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隐藏的风险会逐步暴露出来，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悬崖、影子银行、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产能过剩等问题，对新形势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有充分估计，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宏观调控和政策工具创新，增强宏观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围绕提升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蓄势”，实现经济 “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