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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的手工制造业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家族企业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相关数据显示，约有6%的中小企业为家族所有，除了可以避免有风险的扩张战略之外，由于这些家族企业通常偏安于一隅，这会增强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对企业所在地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根据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2012年的调查报告，家族企业占德国2011年出口份额的42.5%，研发投入比达到4.6%，超过德国的平均水平。

       挑战也接踵而来。在企业内部，“继承者们从何而来”的问题首当其冲。

       “怎么样才能让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下去？要活得够长。”辉柏嘉(Faber-castell)第八代传人Anton Wolfgang Graf von Faber-Castell伯爵打趣说。

       创立于1761年的辉柏嘉是世界最古老的书写工具制造商，从斯坦恩的一个小作坊发展到了如今拥有近7500名员工的跨国大企业。2012年至2013年财年，辉柏嘉的盈利超过5.9亿欧元。

       在伯爵看来，要持续经营一个家族企业，最重要的是要以专业的方式去经营它，“在家族生意里，光做梦是行不通的，你很快会被淘汰出局”。

       在铅笔的生产方式逐渐从手工过渡到机器时，辉柏嘉在1993年开设了全手工打造的辉柏嘉伯爵系列，产品除了“完美铅笔”外，还包括每一年设计风格和所用材料都不同的奢华手工钢笔。

       在Anton Wolfgang Graf von Faber-Castell看来，家族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领导者可以有更大的话语权去做一些战略上的决策，并且一锤定音。上世纪80年代，他便拍板进军亚太地区，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开设厂房。“短期来讲这个决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效益，但长远来看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些地方坚持了10年甚至更久，现在看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非常成功。你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然后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培育，很多企业都没有这个意识。”

       他也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情。“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接班，首先，你必须让他和外部的竞争者具备同等的教育和学识背景，同等的能力。其次，你必须找到适合干家族生意的人。我一向主张，管理层只要有一两个来自家庭的成员，这就足够了。家族企业要有长期思想，要知道，家族企业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以‘代’计算，而不是‘年’。”

       并不是所有的手工制作企业都能像辉柏嘉运气那么好，Moritz Grossmann便是其中之一。

       1854年，制表师Moritz Grossmann在德国东北部小镇格拉苏蒂创办了自己的机械工作坊，设计并制造擒纵模型、怀表和高精密摆钟。但在1885年，公司随着他的离世而倒闭。一个多世纪之后的2008年，同为制表大师的Christine Hutter决定复兴Moritz Grossmann。

       “过去五年，我们完成了厂房和团队的建设，并且设计制造了新的产品系列。今年开始，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开拓市场渠道，走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品牌。不过，这个要一步一步来。”Christine Hutter说。

       对于德国的中小企业来说，一般认为其制胜的法宝是“一专二精”，他们只生产单一的专业产品，却努力将这个产品的市场横向扩展，销售到全球。

       六年前因与市场脱节而濒临破产边缘的KPM(柏林皇家陶瓷厂)在被有志将这门手艺继续保留的银行家收购之后，仍旧全心全意地将业务焦点聚集在陶瓷制造上。

       1763年，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从工匠J.E.Gotzkowsky手中买下了这家企业并正式将其命名为“KPM”。在现代化厂房里，工匠们仍通过手工打造每一件产品。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瓷器至少要经过9道制作程序。

       “我们只专注在陶瓷上，不会做其它时尚的产品或是珠宝，这样才能牢牢地把控每一个环节。”KPM唯一控股代表Maurice Frhr. Von Dalwigk说。

       不过也有些企业有其它想法。

       以Roeckl为例，在Annette Roeckl接班之后，她将公司的产品线扩展到了丝巾、手袋等配饰上，按照她的说法，Roeckl已经不仅是一个手套制造商，而是全方位的配饰供应商。在她父亲那一代，赛车手手套的开发和制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中途易主，面对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电子科技技术的普及，德国手工制造业及参与其中的企业都有种共识，即手工制造业的复兴与传承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正如德国学者冉珊鹤所言，德国代表了一种努力创造永恒产品的手工文化，得益于这种文化，德国企业能够以长远眼光专注于企业最初的目标。“未来需要文化来支撑。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和动物根本毫无区别。”贝希斯坦钢琴首席技术官Leonardo Duricic对时代周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