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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快了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给企业放权、推动承包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原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砂轮厂，作为一家坐落在淄博的央企，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便成为淄博大地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
       2013年11月1日，潇潇秋雨笼罩着淄博大地，在淄博人民公园的一角，一名老人为年幼的孙女撑着雨伞，在雨中缓缓而行。
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军，今年62岁，是原第四砂轮厂的职工，已经从特殊工种的岗位上退休7年。回忆起在“四砂”的那段日子，老人津津乐道。

       “第四砂轮厂当时属于央企，是一个县团级别的企业，企业的领导则是地市级，在淄博当地属于明星企业。”王建军说。

       “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被直接分配进入第四砂轮厂工作。那时，能够被分进‘四砂’工作是一种莫大的荣耀。”王建军说。

       王建军说，与其说“四砂”是一个企业，不如说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个部门，在领导干部的选择任命上，“四砂”的一把手都来自于政府官员或者是军队干部；在财务制度上，企业没有任何独立权，挣多少交多少，没钱了，向上级要；在职工工资上，都是上级制定，干多干少一个样，奖金更是无从谈起。

       “计划经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的物资紧缺，就拿‘四砂’为例，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再怎么高，生产能力再怎么强，受限于原材料的供应，也很难实现增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淄博市机械工业局局长的黄钧祥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着许多压力，从全国层面上来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必要的。

       “当然，当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弊端就显现出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可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黄钧祥说。

       工人拿奖金有活抢着干

       “一个月5元——— 十二届三中全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企业开始发奖金了。”孙峰是王建军的老同事，也是原第四砂轮厂的一名退休职工。在他看来，“四砂”能发奖金，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功劳。

       “我是1970年入厂的，到1980年，这10年间，一分钱的奖金都没有。”孙峰说，从1982年开始，厂里根据经营生产情况，向上级申报奖金，但发多少并不固定，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奖金制度开始固定下来。

       “有了奖金，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孙峰说，因为有了奖金的刺激，有了活大家都抢着干，一天8小时工作，加班俩小时是常事，生怕落后了拿不到奖金。

       其实，奖金制度只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企业注入活力的一个缩影。此后，改革风暴迅速袭来，1984年底至1985年初，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第四砂轮厂被“下放”到了淄博市，成为市里的骨干企业。随后实行的“拨改贷”，使企业流动资金来源不再完全依赖财政拨款，企业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

       “说起企业贷款，很多人难以接受，记得当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从银行贷款，很多职工提出了疑问，为啥要贷款？是不是企业不行了？”据孙峰回忆，当时职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其实这种思想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顺势而为、高瞻远瞩。”时任淄博市物资局干部的王栋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包括“四砂”在内的许多企业都急需发展，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很难满足需求和发展，而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打破了旧有的体制，解放了生产力。

       “淄博作为老工业城市，物资的需求量很大，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局扮演着物资调配的重要角色。”王栋认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后，有人说，你们物资局的好日子到头了。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物资局或许依然能够存在下去，但职能要转变了。”王栋说。

       企业发行股票搬桌子上街卖

       1987年，“四砂”响应上级号召，进行股份制改革。孙峰说：“当时的股份制改革和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上市，只是印了一些股票的凭证。股份制改革目的是让投资者和企业职工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生产、经营和管理上来。”

       “当时，企业希望职工买股票，但是职工不懂，不肯买，我们给职工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结果还是不好卖，怎么办？我们就搬着桌子上街叫卖。”说到这里，孙峰和王建军都笑了起来。

      孙峰和王建军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职工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像股票这种市场经济的产物，开始慢慢被大家所接受。

       “淄博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自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我们就马上行动起来，主要从权力下放、资金下放、分配制度和企业整合等四个方面入手。”虽然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29年，但时任淄博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后任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中亭，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李中亭说，改革的第一步是放权，市里不但要给企业放权，还要给区县放权。

       “当时情况是，市管企业太多，而且管得太死，而区县管的企业少，没事干，这就使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淄博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放权前管着400多家企业，放权后只有76家，虽然数量少了许多，但整个经济活了。”李中亭说。

       除此之外，淄博市还进行了审批制度的下放，这其中包括资金审批的下放和项目审批的下放；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原来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思想，实行新的分配制度，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而企业也按照经营状况的好坏进行分配；企业整合，鼓励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进行整合。“比如当时的周村沙发行业，有几十家企业，产品都差不多，个体产量都不大，技术含量也不高，在整合之后，技术创新有了，产量也上去了。”李中亭说

       李中亭说，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淄博实现了第一次工业调整，通过这次调整，优化了产业结构，奠定了工业基础，为下一步的发展积蓄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