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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在未来实现增长的最好途径是什么?答案是创新，这是参加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讨论的众多专家与企业家取得的共识。中国企业的创新到底如何?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认为，中国不缺乏创新，创造力很强，反而是一个缺乏更正确选择的时代。而西方在很多重要产业是缺乏创新的，比如飞机、汽车产业。

　　海航董事长陈峰给出的回答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是在历史厚重、人口众多、贫穷落后、伤痕累累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新进步，但这代人无法改变现代体制的传统特征。创新，最重要的是国家体制、文化和人才的聚集，这种积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创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创新的机制，再培养创新的人才。

　　中国正处于创新的初级阶段，但是“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创新，中国正在形成创新机制、文化和创新人才。创新是中国人必须经过的坎，中国一定可以进入创新的大国。

　　张维迎则对两位企业家的回答有些“不满意”，他认为，必须承认中国在近代史上对人类的创新贡献乏善可陈。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西方和英美几百年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同时，必须坦率承认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跟西方企业家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今天中国企业家做的产业全是西方的技术创造出来的，中国未来只有真正站在西方的肩膀上，才能够做出一些真正的创新。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表示，创新的障碍包括金融方面、财务方面的困境，监管方面的障碍或者劳动力问题，但这似乎对中国不是问题，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此比较乐观。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改革来促进创新。

　　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称，资金、人才、环境和制度都可能制约创新。资金的投入对创新很重要，但如何使用也很重要。人才方面，中国的教育体系对于创新的压抑、对于个性的压抑也是一个问题。在制度和环境方面，尽管经过了30年的改革，中国政府的力量仍然太强大、制度经济仍然太浓厚。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过去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创新，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不需要进行创新，只要复制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就能成为亿万富翁，但未来会发生重大变化，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诸多力量中，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张维迎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很多都是上下互动的结果。首先是企业家“要”，上世纪90年代我们要产权，才出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要”什么?

　　“我特别担心，尽管我们在谈改革，中国成功的企业自身快变成既得利益者。成功的企业家在想办法利用现在的体制来给自己赚钱而不是推进制度往更好方向变化。我担心的是很多人更希望维护特权，而不是推动平等的权利制度的建立。”张维迎说，希望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更胆大一点，包括不要只满足于努力做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政协委员，然后有机会见领导、有机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这是一种变态企业家，希望企业家回到常态。

　　“我很关心企业家本身在推动中国变革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张维迎很直接地问陈峰，跟领导接触的时候，都提了哪些问题和建议。

　　陈峰笑着说：“我提的问题很多，首先要加大改革力度。担任政协委员时，多次提过要建立国家整体结构顶层和系统性设计的改革。第二，在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的审批问题应该加大市场化进程。第三，国企改革，国企要做民企不愿意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不与民争利，应该藏富于民，民富国强，这些观点我老提。”

　　“但是我认为并不因为我们一个简单提法就能解决问题。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时机、条件，我认为只有到了各个阶层都觉得需要改的时候才能推动改革。”陈峰说，“光靠企业家不行，企业家在中国文化里是草根、江湖人。我们始终如一地呐喊，但是我始终乐观地等待着国家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到来，而且它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