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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期，应缴税金总额依然在增长，“过头税”成为祸首之一。

继6月江苏调研、7月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之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8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坚决不收“过头税”和防止虚增非税收入。国税总局局长肖捷也在6月山西调研、7月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上作此表态。

财税部门三令五申下，反映的恰是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浙江温州等地的企业向记者反映，预支税款、补交历史欠税一直是惯例。

温州税务系统人士也告诉记者，当地一经济条件名列前茅的区县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指标依然同往年一样，接近20%，“要完成今年任务，只能严征管，催缴往年欠税。”

国家指标和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的压力下，经济下滑期“过头税”成头号增收选择。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表示，这必须从财政预算约束、地方财权与事权匹配以及税收体系完善入手进行改革。

“过头税”再抬头

7月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的调研报告指出，上半年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43%出现减产停产，而前5个月这些企业在利润下降19%的情况下，应缴税金总额仍增长1.9%。

“不能否认收过头税的可能性。”一位改革观察者指出，过去的经验显示，每逢经济下滑，税费的催缴越是抓得紧，或预支税收，或补交过去，或提高额度。

“5月底就接到税务通知提前预支增值税，说是上半年任务没有完成，让帮帮忙。”温州一家服装企业金姓老板告诉记者。

当地一家电器公司负责人黄总则表示，所谓减税也没有感觉到，“以前客户压价最多3个点，现在至少5个点，销售额又下降一半，税收不变，几乎就没有盈利。”

他告诉记者，面对税务部门的催促，几乎所有中小企业都会寻求购买发票、不作账等“避税”方法，“但税务局都很清楚，只要查账，一查一个准，查到就罚款。”

因此，在温州中小企业和税务部门之间的不成文规定是，一个行业协商一个百分比交税，“像去年光伏行业就是按3%交税，都是跟他们（税务部门）讨价还价的。”一家光伏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最终决定权在政府手中，越是经济困难税率定得就越高。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指出，这与小微企业本身的性质相关，“它们的营业额很难测算，只能靠自己上报，但实际上报只有1/3左右，因此很多地区都是按固定额度来征收。”

上述温州税务系统人士指出，2002年之后交税都是有系统的，浙江省已经联网，欠税都被监控，经济好的时候管得松，指标达到了就不管了，现在达不到就要补上，并且正在和国税、电力、社保等进行数据交互。

而且，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企业还要交滞纳金，即从应当缴纳税款次日起每天万分之五，一年18%，最多一倍。

他告诉记者，越是经济差，税收征管越是严苛，尽管补交的其实是纳税人应缴的税，但这种随意性体现的是税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引起不满，“企业已经很困难，地方不减税反而还加重很不合理，但我们执行人员也没办法。”

不仅如此，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民营企业的行政性费用涉及30多个部门，70多种费，这些大部分应该取消。”

地方增收花样百出

“过头税”再抬头的原因，根本上是财税体系本身的不合理性。

根据官方数据，温州市上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6.7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税收收入148.1亿元，同比减少0.1%，非税收收入18.6亿元，同比增长20.7%。

一方面，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明显。据上述税务系统人士9月1日告诉记者，一般每月中下旬津贴会打到工资卡上，但8月份津贴至今未发，而其基本工资仅津贴一半，“都不够吃饭了。”

另一方面，非税收收入增长加快，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罚收费力度开始加强。今年以来，温州当地市民明显感觉汽车交通罚款多得“离谱”，“停在规定范围内的车子，哪怕轮子擦着边伸出一点点就被罚了几百块。”

尽管此前国家也提出结构性减税，“主要针对的还是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的企业只占少数。”徐剑锋说。

且在目前，财政收入是硬指标，减税是软指标，达到一定指标有税收返还，没达到就要扣钱，因此地方政府都对指标的完成忧心忡忡。

前述温州税务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在前一年财税两个系统开动员大会时，地方已经定好税收指标，在省级指标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今年普遍感觉压力过大，他甚至动了离开公务员岗位的念头。

而分类减税政策，比如新兴产业给予税收优惠，传统产业不变甚至加重税收引导其转型，在徐剑锋看来，是种政策歧视，结果只是让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比如，记者走访的部分温州个体户就反应映，尽管政策规定，营业税起征点调到每月营业额2万，但税务部门征税时会强行将他们的营业额核定到2万以上。

“所以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也向税务部门讨价还价，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税务部门要求多交，企业也不敢不多交。”王朝才指出。

在他看来，解决办法唯有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并改革财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