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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一场“电荒”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随着南方旱灾加重，水电供能不足，受困于“煤电倒挂”的火电企业也期盼着煤电市场机制的形成。不过在复旦大学能源经济战略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看来，目前的电荒并不是一个大范围和长时间困扰我们的现象，而解决电荒的根本方法在于要建立联通全国、调度自如的电网。

电荒是个“筐”

理财一周报：您怎么看待目前的电荒现象？

吴力波：实际上，现在对外界公布的信息与电力企业和一些机构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对称。目前出现电荒的是河北、成都等中部的工业区，因为沿海地区的高耗能产业不断向内地转移，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用电负荷。因此一两年内用电负担较重的地区不在东部，而是中部，局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或者升级的速度超过了政府的预期和规划，自然而然会出现结构性电力送配不足的情况。

我认为目前在主要地区并没有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电荒的现象，而且从电网供电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现在比较认可的是一些研究机构预计在未来的高峰用电时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电荒。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究竟什么是电荒，现在许多媒体都喜欢制造一个名词，然后把许多的内容就往里面套，大多数对电荒的讨论，往往包含了我们的一些担忧，它们主要是针对目前比较缓慢的电力市场化改革。首先，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大用户用电直购推进缓慢；其次，智能电网建设推进也不够；另外前段时间南方出现大面积旱灾，水力发电的缺口比较大。

和煤电联动关联度不大

理财一周报：那么火电企业“煤电倒挂”的现象在此次电荒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不是体现了我们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不足？

吴力波：在日本福岛核危机之后，大家都预计日本核电的缺口会由煤电来补，因此推测煤电价格会上涨。而实际上，澳煤价格却在这几个月出现下跌，因为核危机之后日本国内能源需求也出现了下滑。不过这却成为煤炭商炒作价格上涨的借口。

同时，对于火电企业而言，一看到煤炭上涨，甚至价格还没有实际上涨，只要显露了上涨的苗头，就会跟着一起为自己争取利益，认为当下没有实行彻底的煤电联动市场化机制让火电企业吃了亏。因此我认为这一次所谓的电荒和煤电联动的关联度不大，发电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敦促该机制的形成。

反过来看，火电企业并不是无可指摘，其并没有出现完全亏损的情况，并且在节能减排上不同厂的差距也非常大。比如应用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的企业效率就要提高很多。当然，技术上每千瓦时煤耗降不下来也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在“十一五”期间搞节能减排，有一些火电企业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减排额度，而自身单位发电量煤耗可以向下调整的空间不大，为了让以后自己的日子好过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改造自己的发电技术以应付将来的减排指标。

所以，我认为，电荒是一种市场的超调现象，这反映了我们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对消息的响应不够健康。一些小的风吹草动会引起整个市场“风声鹤唳”般的骚动和市场价格很大的波动，前段时间的油荒之类也是类似的情况。本质上，这是市场参与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中国装机容量没有不足

理财一周报：有些人从装机容量不足的角度认为电荒是我国电力建设不够导致的，您怎么看？

吴力波：说到装机容量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并不缺乏。全国发电机组年运行时间不到5000小时，如果所有机组都保持正常运行状态，那么根本不会有电力缺口的存在。如果硬要说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装机容量不足的问题，我认为在高峰时段确实会出现短时间的电力缺口，这就需要我们把西部的电力运送到东部，让西部地区的装机容量发挥作用，目前在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窝电现象。

而且即使是装机容量，也不一定能完全有效转化成电能，它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某些地区的峰谷差极大，为了满足高峰时期的用电需求，不得不建设一些大型机组，准备大量的调峰机组来顶住高峰需求。而用电低谷时期用电量又大量减少，这就对装机容量产生了一定的浪费。我了解到某些地区的机组不要说年运行时间5000小时，连3000小时也不到。

而在另一些地区，问题表现为高峰时电买不到，低谷时发出的电又卖不出去。这就需要在建设时就要对电网进行一定的规划，同时我们的电网要加强“调电” 的管理能力。如果想要实现全网调电的能力，首先在技术上是个考验——需要坚强的智能电网中智能技术的配合，其次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也非常重要，最后其实可以有一些预警性的措施防止这一情况。比如有一些企业并不是非得24小时连轴转，保持高用电量，那么电力部门应该安排这些企业轮流运作，不要集中用电，否则又要回到为了保证居民用电而拉闸的老路上。

其次，中国的煤炭集中在西部，运输是一个难题。去年京藏公路上的大堵车确实非常可怕，引起拥堵的主要都是运煤的大货车。而实际上煤炭外送的通道就这么几条，如果想大规模扩容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的煤炭运输本质上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试想京藏公路上的卡车都是以昂贵高级能源柴油为燃料，运送的却是较廉价低级的能源煤炭。所以这就必须有一个大型的电网来沟通东西，需要“坚强”的智能电网将电能运送出来以防止窝电，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采取什么样的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不能让这个问题继续存在。

特高压的关键在于市场机制

理财一周报：现在关于特高压技术存在比较大的争论，您认为特高压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一定要上？这是解决电荒的有效方法吗？

吴力波：现在所谓的关于特高压电网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应该是直流还是交流上面，而不是该不该搞这个东西。当然，垄断性质的国企国家电网公司肯定是想大力推进的，但是电力这样的能源先天就有一个网状的结构在里头，和石油、煤炭这样分散式的能源不同，容易产生垄断的情况，这一点和天然气比较相似。所以我不认为电力改革要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垄断还是不垄断上面，即使是民营企业来搞，到最后一样是一家独大。这样一来，我们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就毫无争议了。

至于是选择特高压直流还是特高压交流，有人认为前者所需要的输电杆和变电站的成本较小，我不这么看，而且两者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我认为这最终要根据电力改革的方向来确定。如果是想做成“全国上下一盘棋”的电网结构，那么这比较符合特高压直流的特征；如果想搞成“国家主网+地区电网”两级结构的模式，那么特高压交流是比较好的选择。

现在许多对电力部门的批评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实际上本世纪以来，我国电力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极快，电力管理水平发展得也很好。而电力部门的市场化倒是要慎之又慎，如前述，它不像煤炭一样放开交给市场就行了，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因此在建设和管理技术上一切皆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如何进行好的机制设计，利用市场工具来打破电网企业的垄断，用好的制度去约束。

而智能技术真正能为可再生能源搭建一个使其成为可靠能源的平台，尽管存在较高的市场不确定性，而且大家往往会担心垄断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再这样无意义地争论下去，对国家也没有好处。

理财一周报：从火电企业的角度看，电力效率应该如何提高？

吴力波：从单纯的火电技术上看，传统火电热效率在40%左右，而IGCC机组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它。日本的水平可以达到45%，而我去漕泾电厂考察时发现它们的水平可以比日本还要高，你提到的外高桥三号机组的水平也是极高的。国际上一般认为2020年将实现这一技术的全面商业化，之前国家能源局对它有些看法，不过我想应该还是会大规模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