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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内需被寄厚望。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再次予以强调。
会议公告称，“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对此，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分析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扩内需这些提法应该说在之前都有提出，但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透露出的一个变化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内需尤其提高居民消费被特别强调，而在2009年，首先强调的是保增长。”
而考虑到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十一五”规划接近尾声等多重背景下召开的，对于本次会议所定调的对转变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的强调，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张卓元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为中国下一个五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战略调整规定了方向，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战略调整 期。
在这一发展方向下，扩大内需被赋予更多期待。当然，扩大内需已提出多年，考虑到这一改革目标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本次会议也提出了更加具体化的变革图景，包括重提城镇化、破除垄断体制、加大国家财政对民生领域投入、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等。
加速城镇化和户籍改革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重点强调的一个方面。
对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分析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一开始的时候，在大城 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农村人口到大城市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发展空间较大，但是，到一定程度后，大城市容纳人口的数量和提供就业的 数量变得有限，相反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开始体现。“所以，中国现在提出的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也是正当其时”。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看来，“这次是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对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强调，指向性更加明显”。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完成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行转变的话，势必会对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继而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扩大。
郑风田指出，虽然国家也多次提出要加强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但这次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 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之前更多只是在全国一些城市或城镇进行户籍制度放开试点，而这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明确提出将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说明中央可能也在对之前泛泛的提出加强新农村发展进行反思，将直接选择发展中小城镇并给出像放开户籍制度这样的具体措施来作为解决三农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像之前那样像撒胡椒面似的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效果并不很好。”郑风田说。
对此，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中国要通过工业化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现在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4%，一年提高一个点的话，达到65%还需要20年。
当然，郑风田提出警示称，在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在大量人口转移的背景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的房价再次被迅 速拉高。同时，在各地尝试农村地区的土地置换和土地入市的工作中，不可为置换而置换，使农民只是一次性得到补偿，更好的办法是采取一些使农民可以以土地入 股，从每年的土地收益中分红，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城市经济出现波动、引发失业的时候获得收入来源，否则，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将可能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破除垄断体制
除了重提城镇化以外，另一个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会议在此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张卓元表示，考虑到我国在服务行业领域已经形成很多垄断的现实，再次强调破除垄断，鼓励更多中小企业进入服务 业，对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经济发展活力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在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再次强调破除垄断体制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我国对破除垄断体制的提法也已有多年，但具体的效果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垄断得到强化的一年，这成为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经济的率先回升增长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在明年大家希望能够看到垄断领域的改革。”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教授赵晓指出。
但是，在赵晓看来，中国的垄断更多的表现为法定垄断，导致这一格局的“硬瓶颈”包括，政府对生产要素的垄断、对资金发放的垄断，以及市场准入的垄断。
“针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社会舆论很多，但是垄断行业它们话语权比较多比较强，一提改革，总是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吓唬人，其实都经不起推敲。”郑新立公开表示。
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在针对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讨论中，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如何使老百姓有钱，并敢花钱。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要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坚定不移加以推进”。
为此，“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
“政府财政本来就是应该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而不是更多进行投资，中央再次强调增加民生领域的投入是政府从投资性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必然选择。”张卓元表示。
张卓元分析，政府财政的支出更多像民生领域倾斜此前已经提出。“但是，地方政府对此积极性不是很高，比如，保障性住房，因为地方政府无利可图，所以，一年下来，很多地方都没有完成任务，地方的资金配套很难到位”。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但是，在赵晓看来，通过政府加大投入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要提高保障水平，就要求增加政府收入，而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每年政府的收入是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而居民收入却低于GDP增长速度，这就可能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所以，“在政府既定的财政收入水平下，通过 政府财政的支出结构调整，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工程中，这是值得期待的”，“单纯的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并非治本的办法”。
“中国的扩大内需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赵晓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