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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由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离不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特别是对能源发展和地方经济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欧洲主要国家约在20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朱民看来，实现这一巨大变化的重要抓手是科技。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根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也会引起全面的经济变化。

“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和生活方式变化，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结构变化，更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再造。”朱民表示，碳中和一定会推进更新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碳中和不单纯是一个绿色的故事，更是一个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表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0亿吨，两个“双碳”目标符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符合中国国情实际。

在杜祥琬看来，当前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关键是要防止继续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较大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杜祥琬强调。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国民财富主要由物质资本构成，比如房子、机器、汽车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未来40年，中国国民财富会发生变化，即要求自然资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显著增长。投资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向自然资本领域。

邹骥强调，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实践显得尤为重要，所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后都要由地方负责实施落实。

邹骥认为，若想为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他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一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统筹优化不同地区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二是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三是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十四五”期间加速解决土地利用政策方面功能、规划与财政对土地依赖的问题。四是深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适应绿色低碳转型的需求，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五是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多样化影响。六是关注公平转型，统筹考虑转型中的就业、地方财政稳定问题。七是支持地方的能力建设，加强指导和帮扶。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十四五”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只有在此期间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才能在2030年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这也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李俊峰指出，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其实，达峰只是一个拐点，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而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李俊峰说。

碳达峰之后，如何走向碳中和？李俊峰表示，实现碳中和时间虽然还有40年，但若是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不在2040年或者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全国则无法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所以，李俊峰指出，在做能源研究、能源开发、能源规划、能源转型的时候，就要开始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碳中和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