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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半导体、PC和互联网等让信息高效、远距离处理和共享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落后国家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成为吸引资本投资建厂的主因。于是，美国产业链的分布开始遍布全球，跨国公司开始涌现，制造业开始外移。

迁移的目的地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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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和促使制造业迁移的两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资本对低成本、高利润的追逐。事实上这是一个悖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人工成本的升高。所谓人工成本，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工人的收入水平。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往往只需要几十年就能够把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把农民转变成工人。工厂越来越多，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就不够用了，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招不到人了，出现了用工慌，用工成本随之升高。

作为一个种群，人类总是往一个方向走的，虽然有前后差距，但不会相向而行。就像贫富差距，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但穷人拥有的财富却并没有越来越少。虽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就是”天理“。随着资本的流动，随着制造业在全球荡围内的自由迁徒，所有的”用工成本洼地“都将被填平。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被填平了，有些心思灵珑的，又蜂拥向了越南。越南也会很快被填平的。最后，整个世界都是平的。请问，到那时，你还能流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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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地追求用工的低成本，是有悖天理的。

物质，物体，甚至于天体，相互之间都是遵循自然科学定律的，人类社会也该是一样。比如因果报应，比如进化论。现在，人们又发现了生态、共赢等理念。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是有局限的。并不是说，我要活得好就必须把你弄死。你把我弄死也行，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弄死。别说所有人了，你就是把所有的虫子都弄死也是不行的。连“害虫”都不行。这就是”生态“的含义所在。

老板追求更多的财富无可厚非，但不能搞血汗工厂。

1903年，亨利·福特创办了福特汽车公司，并在1913年发明了“流水线”。流水线有五大特点：劳动分工，通用零部件，机器功能单一，以机器设备布局车间，工厂电气化。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创造！当第一辆T型车驶出装配线时，福特又宣布：他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最低日薪5美元（可以理解为月薪过万），而当时汽车行业的平均日薪只有2.4美元。按照新T型汽车397美元的价格计算，一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只需工作80天就可以买到一辆新车。

高工资薪酬体系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恰恰相反，工资越高，工人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于是福特在1914年的利润足足增加了3030万美元，1915年的利润更是高达4030万美元。

福特组装线，1929年

当然，福特也不是善心大发，他只是单纯地认为，如果人们赚了更多钱，那么他的T型车就会有更大的市场。一些人为福特欢呼，当然更多人根本不相信福特能做到， 甚至有报纸讽刺道：“亨利·福特认为，工资应该更高，商品应该更便宜，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不过请允许我们补充一点：夏天应该更凉快，冬天应该更温暖。”

当时流行的是洛克菲勒那一套：垄断产业链、控制产量、维持利润。但固执的福特最终证明，通过技术革新，可以压低成本，提高工人工资，并且创造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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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装配线诞生之前，一辆福特T型车的价格是950美元，每年的产量不过两万辆。到了1920年，T型车年产量已经飙升到125万辆，价格只有300美元。更低的成本，更低的售价，让福特T型车占领了大众市场。据统计，T型车一共销量达到1500万辆。

凭借“流水线作业”的高效率生产模式，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赚得盆满钵满。 1947年，在亨利·福特因病去世时，他已经坐拥数十亿美元财产，是仅次于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国第二大富豪。

在那个时代，汽车工业是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而引领汽车行业的就是新兴的福特公司。早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福特一个公司的汽车年产量就占美国总产量的70%，而当时德、英、法等国家的汽车产量总和只有美国产量的5%，而到了20年代后期，光是纽约拥有的汽车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

192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达到了900万辆，代替火车和马匹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随之诞生的货运卡车和拖拉机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工作与生活。汽车的辅助性行业，如燃油业、公路建造、钢铁业和橡胶业也急速发展。美国人的口袋里开始有钱了，冰箱、洗衣机这样的奢侈品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

到了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柯立芝总统在1929年3月卸任时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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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也就是福特汽车黄金时期的那个时代的美国，是颇有几分相象的。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虽然还没听见有谁说过“中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但中国普通人（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确实提高了。笔者曾做过一个小调查，在济南，一个滴滴司机的月收入竟已高达万元。这让我深感震惊。

近年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提升得太快，这就给那些传统的制造类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用工成本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冲击，先是招工难，供应链断裂，后是订单减少。疫情终究会过去的，但靠一代人口红利发展起来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将长期存在。

现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兴起。AI可以解决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短缺和人工成本高等诸多问题，比如，机器视觉、工业相机可用于产品缺陷检查，即节省人工，效率也高；再比如，一些自动化工厂解决方案（中国有汇川技术开发的“微型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更是实现了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美好愿景。总之，这有可能加速制造业从中国向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回流。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印度等相对中国来说已形成了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据报道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各国经济滑铁卢，越南GDP受投资拉动竟然增长了3.82%。

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形势严峻，上有欧美，下有越南，中国两头受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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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拥抱新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是唯一出路。

说到新技术，就会说到人工智能。说起来，人工智能的历史可追朔到70年以前。1950年，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马文·明斯基和他的同学埃德蒙一起，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神经网络计算机。人们一般把这个时间看作是人工智能的起点。

从那以后的70年里，人工智能经历了两次发展的低谷。有低谷就有高潮，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历史上已经过火过两次了，这一次是第三次。这一次之所以又火起来，跟前两次一样，都是因为在技术上实现了某种突破。近年来，由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演进，人们终于在图像识别等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人工智能再次引起了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人工智能把工业自动化、智能工业控制等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比如，在中国，有一家专注于自动化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司，叫汇川技术（顺便说一下，汇川2018年的销售额是58亿人民币，是该领域的中国最大，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在第40名左右）。它要疫情期间推出了基于英特尔软硬件平台的“汇川技术N95口罩自动化生产和检测方案”。

疫情期间，“一罩难求”。口罩机的调试运营成了设备厂商的心头大病，特别是N95口罩，设备结构和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最疯狂的时候有人给口罩机调试员开出每月十万的天价”。

安装和调试一条N95口罩机生产线，其中80%的工作量来自于与机械相关的安装和调试，20%来自于电气系统。机械部分的调试尤为繁琐，而且对工人师傅的经验有较高要求，特别是印花与切刀的相位同步、送鼻梁条与推鼻梁条的机械动作时序，一般同时需要多个师傅配合并反复多次的尝试才能达到要求。而采用汇川的“全伺服控制”，只需要普通工人在触摸屏上设置好相关工艺参数，即可一键操作完成调试。

汇川基于对口罩生产线工艺的充分理解，提出了全伺服N95口罩机电气解决方案，可减少约1/3的设备调试工作量。从而让口罩生产企业得以实现生产线的快速部署投产，并且，全自动产线可以实现“24x7”高效运转，产品质量检测岗位也无需人工；通过云边协同，还可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具体来说，该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全自动：从口罩生产、品质检测到包装，全自动完成，只需要人工上料装箱发货即可。2）自适应：通过自整定及模糊算法自动调整控制参数，大幅减少了调试工作量。3）总线化：通过高速EtherCAT总线，简化了布线、编程的复杂度，有效提高安装调试效率。4）远程化：通过网络实现远程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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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会停下来。制造业的自由迁移也不会停止。

有人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把有些产业转移出去是有合理性的。比如把服装鞋帽这种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不可能支撑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把这些所谓的落后产能转移出去，中国通过转型升级，走向高端先进产业。

事实上，哪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一场全球大疫情竟让口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产品都成了抢手货，甚至成了“外交武器”。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锦绣繁华的大都市里，消失多年“地摊经济”也回来了！生老病死，吃饭穿衣，无论何时都是人类的日常。

转型升级不是“腾笼换鸟”。一方面走向高科技，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制造业，这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