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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4月7日—9日，2016年春季全国磨料磨具行业信息交流暨第六十三届中国刚玉碳化硅交易会在浙江宁波举行。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兼预测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范剑平在会上做了以“十三·五发展机遇和政策导向”为主题的精彩报告，以下内容根据大会现场录音整理。
       最近几年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应该说是印象深刻，因为在四万亿政策刺激下，2010年中国GDP增速一度达到了两位数，即10.6%，此后经历了连续六年的经济减速，2015年只有6.9%，这样一个长时间大幅度的减速，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头一次，让许多人对于“十三·五”这期间能不能达到GDP平均6.5%增速的目标产生了怀疑。这次减速的主要原因，国内外有很多分析，其中最中肯的观点，一个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大了，随着经济总量增大GDP增速出现放缓，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虽然去年GDP是25年来增速最低，但是去年我们GDP的一个百分点的量，相当于十年前的2.6个百分点，所以6.9%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再想回到过去两位数的增速，企业挣钱很容易的时代，应该是没有可能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增速并不算低，中国虽然自己跟自己比是变慢了，但是跟世界经济比，仍然算高速，十八大以来的这三年，中国GDP平均增幅7.3%，世界平均增速仅2.4%，我们每年都比别的国家高一些，这让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在逐年加大，去年跟2012年相比，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15.5%，而且每一年增量全球第一，这两年每年GDP增量占全球总增长量的四分之一。
       现在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效益问题，即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过去我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也享受了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这样的政策和人口红利曾经让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很高。邓小平南巡的1993年，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一度达到了15.67%，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始终在8-10%的水平，比美国欧洲日本要高得多。但是2008年之后，我们搞了大规模的投资，回报率却下降了。2014年，人民币开始有贬值压力了，主要原因就是投资回报率低到了2.7%，这个水平比美国日本都要低，跟欧洲差不多，过去就是因为投资回报率高，国外资金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现在低了，资本自然就会出现外流。
       同时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使得资金开始逃离实体经济。这些年大量资金愿意去搞房地产、搞金融炒作，大蒜、普洱茶、大葱、绿豆等等，把中国的很多东西炒了个遍，资金不愿意好好干实体，背后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所以十三五时期，从中央的政策上来讲，不是要把速度硬拉上去，要想这么做，中国政府目前还是有政策空间的，但是短期拉上去，投资回报率只会更低。所以政府下决心，要通过供给侧改革，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投资回报率来真正解决实体经济的困难。
       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环保、社保、税费等各种成本的全面上升；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产能过剩。工业品价格已经连续48个月下降，去年工业品出厂价最厉害的四个月平均同比下降5.9%，这样价格降下来，成本又升上去，两头把工业品的利润挤得很少，所以很多人干实体干的非常灰心。所以解决问题我们应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降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去产能，限产保价，我们的工业品价格不能再跌了。
       这次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有很多丰富的内容，中央希望通过改革限制政府的权利，来给企业一个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包括投资的准入很多不需要政府审批了。具体来讲“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要做五件大事，第一去产能，这是针对传统产业；第二去库存，这是针对房地产；第三是去杠杆，这是针对我们的金融机构；第四就是降成本；第五就是补短板。2016年一二月份可能是这一轮经济下滑的最低点，三月份经济数据看起来会有所好转。二季度会有明显好转，中国经济经过五六年的下行，进入到L型的调整期，2016年可以看到经济在底部企稳，见底的信号开始越来越明显，要提醒大家的是L型触底只是不会下滑了，但是在这个底部还要走多远，还有待国际形势和今后的努力。我们这两年的负面消息太多了，今年开始终于看到了黎明曙光。
       具体来看，首先是降成本的问题，先说劳动力成本，中国这两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非常快，有人把矛头对准了劳动法，实际上劳动合同法只是雪上加霜。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的人口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十年是我们的80后，有2.28亿人，后来因为计划生育搞得特别坚决，90后只有1.75亿人，后来00后减少到1.45亿人，也就是说90后比80后要减少23.24%，而00后要比80后减少36%，超过三分之一，这种年轻劳动力大幅下降，对中国经济和劳动力成本影响太大。所谓的人口红利，我们讲是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2011年的峰值达到74.5%，但是我们下降的非常快，到了去年已经降到了66.3%，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上升，也就是说2011年以前，每年我们满16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退休的人要多，劳动力总量每年都能增加几百万人，然而到了2012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发生历史性的逆转，劳动力净减少了215万，13年又减少了244万，14年又减少了371万，15年487万，四年我们就减少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尤其要命的是2015年，流动人口历史上第一次减少568万，很多人还以为农村有多少劳动力可以向城市转移？没有了！现在出现了逆向流动，很多年龄大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养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头两年房地产供不应求，现在怎么就卖不出去了的原因。90后买结婚用房的人，比80后少了将近四分之一，80后结婚用房的十年，就是房地产最火爆的十年，等我们为80后这么多人口准备好了钢铁水泥、磨料磨具等这么大的产能，突然年轻人没了，房地产产能过剩了，并且开始传递到整个产业链。过去找工作难是主要矛盾，现在招工难成了主要矛盾，而且因为我们现在产业升级还没完成，招工最难的是农民工、保姆、护工，北京有一个单位说准备3000块招个农民工，农民工来一听很生气，说3000块想招农民工，招个大学生还差不多。我们现在一年毕业700万大学生，大学生反而不好找工作。过去长期中国是劳动力上升的成本是低于GDP，但是这几年倒过来了，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城镇职工工资上涨13.2%，农民工上升13.5%。同一个时期我们每一个劳动力生产力年均只增长11.1%，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这一部分吃掉的就是企业利润，对于企业来讲现在确实很苦恼，现在利润是一直往下掉，但是每年招工要是不涨点工资，人都招不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只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想办法尽量延长人口数量红利，另外一个就是千方百计提升人口质量红利。去年年底中央宣布实行全面二胎政策，政策很好，可惜晚了点，1977年搞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说好了就搞25年，应该到2003年就结束。但是计生委要继续搞，多搞了十三年，这个十三年就是房价上涨最快的十三年，当年如果放开了，愿意生二胎人比现在要多得多，现在很多人一看高房价就犹豫了。北京上海人说生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儿，那是招商银行，生男孩是建设银行，万一要再来个儿子，那是汇丰银行，一定会疯掉的。计生委对于人口出生的预估老是过高，过去说只有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二胎，发现生的不多，2013年改成只要一个独生子女就能生了，告诉大家要多出生200万个孩子，到了2014年底一看，才多了47万。2015年更惨了，比14年还少了34万，所以中央决定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生育率在下降后能够回升的，不要说开放二胎，哪怕你倒过来，鼓励家庭生育也很难实现趋势性回升。还有就是推迟退休年龄，建国之初定退休年龄标准的时候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60出头，现在中国人均寿命75.8岁，国际上一般都是65岁之后才退休，从人均寿命来讲我们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我们仍坚持女性55岁，男性60岁退休，那么2020到2030年中国每年减少劳动力的数量就不是每年200-300万人了，而是每年700-800万人，现在一年减两三百万，工资都涨这么快，要是敢一年减少七八百万，工资还不涨到天上去，实体经济都要被搞死了。所以必须要延长退休年龄，另外还有养老金问题，尤其是女性退休比男性早，寿命还比男性长，一辈子交养老金的时间比领的时间还要少，那养老金体系肯定要崩溃。明年国家将正式公布延迟退休方案，给大家五年的心理准备期，到2022年开始正式往后推迟，半年半年往后退，到2030年以后，男女都要65以后才能领到养老金，对我们国家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是有好处的。
       但是从长期来讲，提升劳动力人口质量红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一定听过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到了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以后，它的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了，如果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进一步升级，劳动力素质不能进一步提高，那么这个国家会因为成本问题竞争力变弱。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跟越南、柬埔寨比没有优势，又因为产业结构没有升级，生产的产品跟发达国家比也没有优势，最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最终掉入陷阱。所以“十三·五”规划就是要让中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我们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把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争取和发达国家竞争。从我们劳动力素质的现状来看，我们还是非常有利的，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我们大学毛录取率达到了37.5%，这个录取率高于法国、瑞士、挪威等很多发达国家。一年供应700多万大学生，让很大一批高科技企业开始受益。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在中国用工将近100万，其中就有16万大学生在做技术支撑，美国政府很希望苹果公司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苹果公司断然拒绝，因为同档次的大学生工资成本，中国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们国家希望初中生毕业后去上几年技术专科学院，就是因为企业现在购入的设备都是数控设备，我们希望再来的新劳动力最好能是年轻技工，可以简单培训直接上手。西门子曾经到华为集团调研，认为华为的工程师老是加班，一年要干2750小时，西门子才1300-1400小时，西门子的时薪是华为的12倍，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劳动力成本优势还是很大的。我们要让工资上涨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提高和技术水平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的基础上，这是良性的工资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上去了，跟发达国家去比，我们的人力资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十三·五”期间就是通过产业结构硬件升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同时，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很高。2014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平均每100块钱自有资本金，借债已经达到123.1元。中国企业有这么高的债务负担率，跟中国的融资渠道有关系，美国企业是直接融资，如果缺钱了，直接到股市上去发行股票，通过股市融入的资金是进入这个企业负债率的分母，融入越多企业负债率越低；中国是找银行贷款，资金进入的是分子，贷款越多，企业负债率就越高。这么多年来，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是导致我们企业负债率世界第一。中国的银行主要发行的是抵押贷款，严格意义上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发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是典当行才做的事情，但是过去中国骗子太多，银行没办法，只能抵押贷款。在大工业时代，重资产企业可以通过大型设备或者厂房作为抵押，换得贷款，这个模式运行起来没有问题。但是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成为中国GDP比重最高的产业，一方面第二产业产能过剩，银行想贷款给企业，企业因为不挣钱也不想投资了，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中的最需要资金的轻资产企业，因为缺乏抵押的财产，银行又不想贷款给他们，需要钱的企业输不上血，传统企业又因为负债率过重喘不过气，甚至个别企业已经困难到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了，银行为了不出现坏账，贷款给企业用来还利息，自欺欺人，2015年银行放出来的钱有70%以利息的形式又回到了银行，这个模式已经不可为继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一方面降低基准利率，一方面让银行捆绑在贷款上的不合理的收费取消。但是根本出路还是要慢慢的向直接融资过渡。但是我们一手好牌，被几个证监会的笨蛋打坏了，闹出了股灾，可能会导致过渡的速度变缓，但是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是2016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暂时有困难的优秀企业，政府预备了1万亿规模的债转股，最近有一家民营的造船企业，经过11家债权单位的协商，全名评估之后把原有债务转为股权，中国银行现在成了这个企业最大的股东，债转股之后不用还利息了，可以喘一口气，不能让这些优质企业死在黎明前的黑暗。另外一个就是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这个成本比银行贷款要低，甚至可以考虑通过发债券来把高利息的银行贷款还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在去产能中救不了的企业，无非两种出路，一是让别的企业给你兼并重组，二就是破产清算，对于中国债务问题，最近美国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对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的未来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发出了警告信号，其实完全没必要，从目前中国整个的金融体制来看，虽然最近像易租宝之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出事了，但是从涉及的经济总规模还是很小的，属于区域性和局部的风险，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在减免企业负担方面，今年中央说要降低电费，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也要降低。但是最大负担还是税收和社保的费用，今年政府有一定的减税安排，现在营改增已经开始。制造业领域，我们政府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企业，今年对于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减税还是有一定力度的。中央正在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的问题，目前17%的税率确实太高了，未来我们增值税是有下降的时间的，什么时候开始还不确定。同时社保方面有部分也开始下调缴费比例，中央把降成本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说明政府非常重视了。
       去产能的方面，目前我国49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严重产能过剩，中央只管了钢铁和煤炭这两个行业，其他的全部依靠市场自身调整，这么做主要考虑到由市场去产能后遗症比较少。比如纺织业，去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2%，纺织业在这种形势下利润增长5.1%，纺织行业是劳动力成本上涨重灾区，为什么去年没有亏损，我请教了纺织行业的领导，对方回答：不仅去年，十几年来都没有亏损，因为从97年之后，政府就没有再管过纺织行业，政府这个手不在里面搅和反而就好了。纺织行业难道没有产能过剩吗？有，但是年年都会被市场淘汰，目前纺织行业90%都是民营企业，没有国家补贴，不挣钱自己就不干了。同时，留下来的企业技术进步都是很快。我还问他难道现在不是很多纺织企业都搬到越南、柬埔寨去了吗，对方说这就对了，现在你买低端的耐克阿迪都是那些地方的，你买高端的阿玛尼的西服，都是中国生产的。中国把高端的留下，低端的转移出去，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吗？听完以后觉得人家搞了十几年供给侧改革，没有一点后遗症，用不着政府操心。至于钢铁和煤炭，是因为国有企业比重太大，地方政府又关系太紧，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就这两个行业就政府就准备了1000个亿，给下岗工人补贴的，要22个行业中央全管，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去库存方面，2014年房地产开始出现了温和调整，中央比较认可，但是2015年头两个月，销售面积下降16.3%、销售金额下降15.8%，这两位数的下降让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如果这么跌带着一系列上游企业跟着两位数降，中国经济不要说保7了，不负增长就不错了。所以去年3月30号，房地产开始了新一轮刺激政策，从效果来看，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对销售的刺激意想不到，去年1、2月份销售金额还是-15.8%，到了去年12月份已经成了正的14.4%，另一个去库存的地方意想不到，我们最想去库存的三四线城市没去掉，一二线城市反而火爆增长，今年两会后甚至一些一线城市不得不对于房地产市场出台抑制政策。
       虽然房地产销售好转，但是房地产的投资形势依然严峻，2015年只增长了1%，今年1.、2月份本来以为会负增长，但是因为部分地区比较火爆，增长了3%。我们磨料磨具行业跟卖房子没太大关系，跟建房子关系比较大，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恐怕不会高于10%，跟去年比可能好点，但是不会火爆。对于开发商来讲，首先需求减少了，另外库存太大了，拿到销售许可证卖不出去的房子现在有7.1亿平方米，现在一平米也不开工了，已经在建的有73.5亿平米，两个加在一起有80.6亿平米，按照去年的销售速度，这么多房地产库存的消化时间是6.3年，其中住宅是5年，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拿地开工会有所顾虑。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房地产的走势还是会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这个规律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我们的城市化死活有个理想模式，总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就想让城市实现均衡发展。我们对大城市的控制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北京为了控制人口2020年在2800万以内，少供地，少建住宅，结果就是土地价格猛涨，去年北京五环边一块地拍出的价格每平米7万5，那造出来的房子得多少钱？想用高房价把中低端人口赶到河北去，现在北京周边出现许多睡城，这里住的人白天给北京打工，晚上在河北睡觉，税都交给了北京，孩子也上不了北京的学校，人口统计的时候不计入北京市人口，所以北京就自欺欺人的把2800万人口控制住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本质上大城市人口不断上涨，是因为正面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大城市化是个双刃剑，你管理水平不行就会有城市病，如果你管理好，那大城市的集聚和分工效应会换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企业家和投资人愿意去一二线城市，人才就必然会向此集中。我们本来人口就有13亿，非要套用国外模式，人口超过3000万就不得了了，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一半，也没见怎么样，不承认这个规律是不行的。未来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的发展，跟过去全面发展普遍开花，恐怕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2016年我们在对房地产实行了适当的刺激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人提出是不是你们又开始搞大水漫灌了，不能这么看，我们中国的高铁就是四万亿时期建设出来的，现在坐高铁的人谁说不好了？我们是要避免无效供给，无效刺激，增加优质供给，优质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是真正是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那就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今年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的投资速度会非常快，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后劲，关键看你有没有投资新开工项目，大家都不投资，那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哪？中央通过加大一系列政策扶持力度拉动投资新开工项目，去年年底增速达到了5.5%。但是还不够，今年1、2月份以来，资金总投资增速同比提升了41.1%。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准备了8000亿投铁路建设，甚至可能到1万亿，创下这是历史新高。公路今年也有1.6万亿，也是历史最高。同时有20个大水利项目要开工，核电项目、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油气管理、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管网等一大批基建项目的开工，会带动我们的三月份的经济好转。我们今年前两个月经济增速掉到1990年以来最低点，但是三月份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正在节节好转，而且二季度我们的经济会沿着这个势头继续上升，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止跌企稳，2016年可能是“十三·五”期间经济最差的一年，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把经济局面稳住，而且依靠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把中国经济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迈向新的经济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