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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了讲话。《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针对“十三五”期间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会专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是重点，而为了推动结构性调整，实施相应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财税改革方面，将主要进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等。
       路线　用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　　
       多位专家认为，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推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则给出了未来政策的具体方向。他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们将努力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性调整。”徐绍史表示，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同时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与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着力的调结构、补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动能。　　
       在简政放权方面，徐绍史表示，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最大限度地缩减政府审批的范围，更好地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徐绍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分别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以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为重点。徐绍史透露，将采取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装备出口等方式，拓展多边、双边的产能合作机制。政府将与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辟第三方市场。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升级　推进金融改革减少企业杠杆依赖　　
       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未来五到十年间，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给侧。在中国尤其需要创建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因此，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　　
       针对“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给出了具体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空间，除了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经济中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比例占GDP的比重过高，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的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谈及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应该说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但还有包括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健全传导机制等问题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也还需要一个磨合完善的过程。　　
       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也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应该是发展一个有效的利率市场，而发展一个完善的利率市场需要解决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设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标，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购利率；二是发展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三是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指导中长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贷风险定价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与会专家指出，还需要关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周小川也特别强调了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初级的混业综合经营阶段，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传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时一些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非法社会融资活动引发的风险也可能会传染到银行体系。但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于尔根·费琛认为，随着更多混业金融产品的问世，当前按照行业划分的监管框架产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间。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升级，尤其需要在当前框架下加强跨机构的合作。　　
       减负　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税负减负问题，记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而这一进程依靠的便是财税体制改革。在“十三五”过程中，财税改革无疑也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介绍说，该轮改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以营改增为例，楼继伟表示，今年5月1日开始要完成全面推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也就是把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类服务业全部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此基础上，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的法案，同时并废止营业税。”　　
       此外，对于个税的改革，楼继伟表示，个税改革方案需报国务院批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法律议案，同时还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这些程序必须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国实行的累进税制极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还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中国已经制定了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会考虑必要的基本扣除、抚养扣除、赡养扣除、生计扣除等，改变现阶段只对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的做法。　　
       此外，楼继伟还指出，“挂钩事项”存在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资金闲置，其原因是挂钩的事项和当地并不切合实际。他说，所谓挂钩事项是指“重点支出是和财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规模挂钩的相关事项”。　　
       他指出，挂钩事项与总需求管理的灵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预算法》新的规定绩效原则是相悖，和基层现实情况相悖，不利于节约资金，支出有效性难以提高，资金明显碎片化。　　
       “通过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再设计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是中央和地方财税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楼继伟表示，这样一来，我国财政将更加符合实际，我们财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说反周期调节的余地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