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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值得民营企业家期待。原因在于，过往每一次中共代表大会，都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向前推进一步。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十七大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民企两个平等。每一次理论上、政策上的突破都让民营经济或多或少冲破了发展的天花板，并带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繁荣。

　　然而同样无可回避的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效应”，自十五大达到顶点以来，一直在衰减。十六大与十七大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政治表述上准确无误，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地位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近十年，“国进民退”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并进一步演变为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话题。“企业家精神弱化”、“精英移民潮”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泛起”等等非良性社会现象则成为其不同角度的注解。

　　不仅如此，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近年愈加突出，两者叠加加剧了市场力量的衰退。由此出发，学界商界对“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的判断和声音越来越响亮，“呼唤改革”已成主流声音。

　　3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无论从历史还是未来看，它都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源泉。

　　当前推进市场化改革正在成为共识，打消民营企业家发展的顾虑、冲破民企发展的“天花板”、“玻璃门”理应成为下一步中央政策选择的关键突破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看民营企业家群体以往的发展和演进、归纳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政策环境改善的诉求就显得更有意义。我们选择了1993年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作为样本考察。当选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而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从“偷偷摸摸”发点小财到“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参与者的地位大转折。从此后，他们开始具备了决定自己和自己企业命运的可能。这20年，他们中多数人所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参政议政不断放大这种可能。而他们中为数不多的持续成功者既是政策的顺应者，也是推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把握“政(政策、政府)企关系”的顶尖高手，并使企业受益。

　　时下，这批企业家们认为，民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有提高的空间。

　　“人大常委中为什么不能有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政协常委中只能有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名额？”

　　这是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当下，又到了政策选择的时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政策激励”？

　　“还剩几个？”张宏伟略一迟疑，仿佛要借助反问去搜索一段记忆。

　　不论是采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以及在清河访谈昔日“羊绒大王”庄荣昌，在我们说明回访1993年23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的意义时，类似的发问反复出现。20年，不过是一个人从踏出校门到中年的一段时光，却记载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波澜起伏的历史变迁。
　　物是人非、星流云散，1993年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戴上政治光环的23位民营企业家已经不再是一个齐整的方阵了。

　　1992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折点，小平南巡，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是中国私营企业主心惊胆战的三年。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曾经彷徨了许久，反复试探政府，说自己愿意把企业交出去，只希望能够保留住经营权。

　　出人意料的是，随后的1993年则成了民营企业家扬眉吐气的一年，作为一个群体，23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此前这样全国性的政治荣誉只属于脱胎于民族资本家的“老工商业者”—他们在解放前拥有显赫一时的企业，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退出经济舞台，变成了“没有企业的企业家”，主要承担起联络工商界人士的作用。而此时，改革开放以来带着“资本主义尾巴”从事商业活动的私营企业主们集体登堂入室，踏上国家参政议政的最高舞台。在压抑躲藏中度过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后，私营企业主们第一次有了群体意识的觉醒。

　　只是形势变化太快，以至于让其中有些人感到意外。王翔戏谑自己是从“阶下囚”到“座上宾”。江西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本来并没有名额，但当时江西主管此事的领导十分强势，硬是争取到一个，经过省内考察，荣誉落在了王翔这个有着“地主家庭”成分的商人头上。

　　浙江大学研究民营经济的学者韩福国指出，此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不敢像解放初期一样，有什么意见就明确表达出来，“态度比较谦虚，但这个愿望在，我要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烈。”无论主动被动，通过各方推荐、成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能够代表当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状况。

　　新华社当时一篇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讯《潇洒走一回—记新一届政协中的私营企业家》概括了这些私营企业代表的共性：爱国、敬业、守法；已经担任社会职务，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热心社会公益；懂经营、会管理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已获得各级领导的首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务委员题词、省市领导鼓励以及电台报刊介绍过先进事迹。他们中有各色各样的大王，“饲料大王”、“鸡王”、“肥料大王”、“珍珠大王”、“塑料大王”，一群有一技之长和市场眼光的能人，通过自己的勤奋积累了按当时标准可观的财富。得意处，谁意料，此后的20年对他们并非坦途：尽管私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不再让他们夜不能寐，但市场竞争和政策环境的风险仍然不时成为颠覆企业航船的暗礁。

　　“人说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我们三十年，可能活了几代了”刘永好感叹。
　　“我们懂政治”

　　大浪淘沙。到2012年，他们的分化和差别显而易见。刘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团30周年庆典是商界的盛事；接受采访时，张宏伟在北京繁华地段宽敞的办公室里，规划着东方集团未来若干年的全球布局；在九江，王翔依然是地方受人尊敬的企业家；韩伟保持着“中国鸡王”的桂冠；而“羊绒大王”庄荣昌20年前就放弃了对工厂的经营，大部分时间在河北清河的家乡闲住；也有人锒铛入狱，例如“T恤之花”童施建，更多一些人在市场中黯淡消失，了无音讯。

　　《潇洒走一回》是1990年代初被唱到滥俗的一首流行歌曲。新华社当时使用这个标题描述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意气风发的一种状态。而以20年后的眼光看，他们中很多企业家确实只是“潇洒走了一回”。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行业不同，不可能谁都做得很大，至于被淘汰和湮没，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甚至发展壮大起来的人，首先具备的是这样一种生存哲学：山高难以翻越，他们就绕过去；敌人太过强大，可以先成为对手的一员。他们不是西西弗斯，知进知退，不会一次次硬把脑袋在玻璃门上撞得头破血流。

　　而每一个幸存者在被问到“为什么三十年不倒”的问题时，回答虽有小异，却有大同，他们首先强调的是懂政治，其次要选对行业，而这两者本身又密不可分，归为一起，就是找到自己企业和政府需要的契合点。

　　千万不要将此理解为低层次的经营“灰色”政商关系—为自己寻找政治后台，这么多年来令许多风光一时的企业家落马。政商关系为什么没有伤及刘永好？“首先我们从事的行业比较好，农业国家重点扶持，这是大前提，他应该支持，所以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保持一个正常的接触，我们在每个地方带动更多农民发展致富，你不闹事、不出问题、环境保护做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自然就好。”刘永好如是理解。

　　而对一直搞多元化发展、闯过众多荆棘沼泽的张宏伟来说，体会更深，“国家为什么支持你？你干这件事是不是能让国家看着很有分量？让你死掉了觉得对国家是个伤害，国家就会支持你，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你的战略规划问题，你怎么跟国家战略捆绑在一起？”，“我们跟国家大的战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才能应对市场风险，我不是市场调控的失败者，不是赢家也是幸存者，而且还有机会发展得很好。”

　　除去政策环境的把握，还有对市场大势的判断。2000年以后，张宏伟已经少见记者，他把这十年当作自己调整和重新布局的时间，张宏伟曾经用大胆的资本运作和强悍风格闯入一系列禁区，现在却逐步收缩战线。他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启示，认为未来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不可避免，以后资源为王。这几年，他指尖上旋转的盘子只增加了三个，石油、矿业、粮食，确立了发展资源投资型业务的战略。

　　千里之外，九江的王翔做了相同的判断。从1990年代开始，民生集团开始从事与市政建设配套的土地开发，并逐步将业务缩减到地产和矿业两个领域，在制造业最热的时候也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做制造业太难，受市场影响太大，而资源只要抓住，不管涨跌，终归都无需害怕，进可攻、退可守。

　　“我有土地基因、工商业的基因，还有政治敏感的基因。”

　　王翔并不讳言政治荣誉带来的便利，“坦率讲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有个‘保护’性质，人家觉得你可靠，我就能拿到大项目。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别人就不敢打你的主意。”

　　一直以来，王翔都是热心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履行着诸多社会职务，“我就是个农民工，你今天给我一件衬衫我穿了，明天给我什么也照穿，但穿了我会很认真。”而将要接班的儿子埋头企业管理，回避了一些社会职务，在王翔看来，是“不成熟”的表现。
　　制度进化史

　　20年中，23人每一个都遇到自己的天花板，政策、环境、行业、个人能力、心胸、情商乃至身体状况都会构成瓶颈，而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就是历练自己和这个大时代博弈的能力。

　　1993年以后，民营企业迎来了一段黄金期，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奠定了其高速成长的基础。

　　继十四大确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后，1997年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央党校教授曹立认为，非公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十六大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外，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意味着第一次非公经济人士可以入党了，以非常正式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接下来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十七大前出台物权法，对私有财产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她看来，总的政策环境是在逐步改善。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环境和体制环境确实为民营企业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9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效率低、处境困难，客观上对民营经济竞争和挤压比较小，也给了民营资本通过参与国企改制壮大自己的良机；加上当时“国家各部门的法规条例比较少，一般先发展，先搞活，慢慢再规范，民营企业当时办事的条条框框和约束比较少，所以是民营经济发展黄金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微博]总结。

　　刘永好、张宏伟、韩伟、王翔都充分享受了这段民企的快乐时光，参股金融机构、并购国有企业、大手笔承揽市政工程，以及获得融资便利，短时间内使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上了一个台阶。

　　“进入21世纪之后，民营企业总的规模也在发展，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思想意识上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干扰。这个阶段国有经济由于贷款、土地各方面的优势条件，发展快一些，尤其是一些垄断性的行业，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各部门的一些框框、规定越来越多，年检、审批越来越严格。这样，民营企业办事、公关越来越复杂，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周天勇承认近年来民营经济遭遇到现实困难。

　　民营航空的沦陷 、山西对私营煤矿的整顿，以及后来吴英案，作为某种信号，近年不断引起发关于民营经济命运的反复讨论和争议。“吴英这些案子，共同点是法律的模糊，和对私有企业的一种偏见。”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

　　尽管2005年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的实施细则宣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从未动摇，但措施落实往往困难重重，反而触发“玻璃门”、“弹簧门”的负面议论。“最近这十年，可以说民营企业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有人说是国进民退，我认为至少国有垄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成为了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困难。”茅于轼直言不讳。
　　下一个十年

　　历史如镜。

　　2012年和1993年相似之处在于，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1993年中国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徘徊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奠定了此后20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而那些幸存者和受益者最大的智慧，就是与这股大潮尽可能合拍，让潮头把自己个人和企业带到顶峰。

　　2012年，中国同样需要在停滞和继续改革之间做出选择，重新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出台相应的坚决措施加以落实。

　　“真正要破除壁垒的时候，国家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对国有企业进一步强化，反而加深了这个壁垒，”学者韩福国认为，“现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要转型，国际贸易形势发生变化，过去民营经济能发展的领域，现在基本上空间没有了，小打小闹的民营经济产生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在原有的领域里面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小的时候能活，大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研究部针对“民营企业家对十八大最关心的问题”做了一次调查。按回收问卷统计，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1.降低企业税收负担；2.拓宽民企融资渠道；3.切实保护私人产权。

　　也有个别民营企业家勾选了每一个选项。还有的没有勾选任一选项，而是提出要消除“选择性执法”的弊病：企业家、官员谁敢说自己洁白如玉？最终又是怎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得到处理？

　　客观看，排序结果可能只是代表民营企业家对瓶颈问题解决难易程度的判断，因为在填写的理由中，有人激动地填上，“政府对国企保护，势必造成国进民退，这可能不是政府的初衷，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会使社会发展走向退步。”

　　调查结果显示了民企的普遍希望：期待十八大后能有新的促进民企发展政策出台、扭转目前的经济颓势，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局面。

　　客观看，排序结果可能只是代表民营企业家对瓶颈问题解决难易程度的判断，因为在填写的理由中，有人激动地填上，“政府对国企保护，势必造成国进民退，这可能不是政府的初衷，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会使社会发展走向退步。”

　　调查结果显示了民企的普遍希望：期待十八大后能有新的促进民企发展政策出台、扭转目前的经济颓势，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