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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国再工业化回归以及“中国制造”是否会被终结的话题被炒热，当中国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低价优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国经济到底该何去何从？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不仅要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更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变迁上，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不停地改变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脉络和轨迹。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要素红利是中国黄金增长三十多年的第一推动力。从劳动力资源红利的角度看，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没有形成技术、生产率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的特征，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的条件下，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可见，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是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级化的症结所在。中国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

　　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

　　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也造成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尤其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现实。低价带来了增长，但并未带来利益和财富。

　　现在，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的制约，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而中国以往经济产业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生产要素价格重估将变企业“竞次”的路径为“竞优”的路径。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要素价格“变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竞争”的机制，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种传统比较优势的更替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台湾都曾经历过。根据日本的经验，“刘易斯拐点”与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机械化电子化”加速的格局

　　不可避免地，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将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强制性调整，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比较优势是不是能够尽快地实现梯度升级，人口红利是不是尽快地向人口红利转变，要素驱动是不是能够尽快地向价值驱动转型，毕竟当中国传统优势不再时，中国不能再“畏变”，而要“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