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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是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经济工作设定的主基调，面对复杂局面和欧债危机所包含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2012年5月23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又明确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面临较多的“两难”和复杂权衡，如何在“稳增长”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是当下的一个重大命题。

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演变至今，焦点已是欧债危机，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加大。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复苏中虽然一些国家好于预期，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步履蹒跚，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外部需求的压力较大。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各项宏观指标总体向好，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现了2.2%的增长。自2009年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状态；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发酵，经济周期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周期迭加，欧元区经济连续下滑，主要经济先行指标均呈现负增长状态；全球贸易增长接近停滞，市场信心依然明显不足，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增长面临较多困难。第一季度，我国对欧盟出口由2011年同期的同比增长17.2%转为下降1.8%。从国内情况看，经济增速虽还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但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8.1%，明显低于2011年第四季度的8.9%，引起市场对于“加速下滑”的担忧，又一次引发“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的话题。中小企业生产的经营困难加重，财政运行也出现收入增长乏力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体上，今年前5个月，宏观经济依旧低迷，国内需要相对疲弱，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两难”

今年前5个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既有国际环境变化导致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的影响，也有前期扩张投资刺激消费政策有所退出以后主动调控的影响，同时还有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转型期以后潜在生产率有所下降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前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等方面正在显现其影响作用。

但通盘分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快速推进之中，这几“化”汇成的历史性发展大潮，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潜力，也会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从短期来看，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仍有较多有利条件。投资方面，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一些重大项目正在陆续开工，保障房建设在积极稳步推进，民间资本活跃度也还比较高，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所代表的创新方向下，民间投资还有可能保持较快增长；消费方面，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也在稳步推进，这些有利于消费保持合理增长；出口方面虽然面临较大的压力，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并非漆黑一团，经过努力保持适度的出口增长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虽然总体上说我国的发展目前仍属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矛盾凸显期”到来后的复杂局面。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成本要素价格快速攀升、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突出问题，使得执政主体的弹性空间与回旋余地缩减。从中长期看，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等收入陷阱”式威胁；从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几波冲击之后聚焦为欧债危机，且演变态势扑朔迷离，亦成为我国高外向依存度下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不确定性。

面对短期及中长期的诸多不确定性，调控当局也面对着一系列“两难”。一是“好字当头”寻求增速回调增长质量提高的软着陆与避免硬着陆的反周期权衡把握；二是控制物价（压抑景气水平）与增加就业（抬升景气水平）微妙复杂关系的权衡把握；三是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与呵护企业生存（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政治全面权衡把握；四是较充分释放城镇化的增长动力与缓解拆迁矛盾、对农民工落实“国民待遇”的全局—长期权衡把握。这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决策当局特别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审慎权衡，对短期应变、中期升级与避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好全面的统筹。

宏观调控的通盘把握与审慎权衡

针对当前形势和一系列“两难”，今年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根据形势变化的相机抉择，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稳增长”中处理好与其他目标的通盘把握，审慎权衡，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既要着力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又要稳定物价、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在处理短期问题时衔接中长期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变革的追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坚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一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托住以增长速度7%为代表的景气水平之底，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时运用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税收、支出等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机制转换。二是着力扩大内需，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支持改进最低工资制度、促进增加农民收入、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等。三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四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五是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服务贸易发展。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二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新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三是积极鼓励企业技改资金投入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四是支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和生态保护，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继续推广并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支持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和低碳经济发展等，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一是落实各地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的实施方案，对中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施行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二是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提振消费。三是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四是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经验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制度建设，发挥其逐步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职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以及强化社会收入与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重要功能。五是进一步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寻求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发挥其优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

以重点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持续推动民生改善。一是完善各项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努力争取农业再获丰收，保障主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三是在基本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继续实施重点支持，并强调资金绩效，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特别是各方协同消解弱势群体怨气，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四是健全政府对居民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积极促进各项改革，把短期调控与化解深层矛盾、追求长治久安的制度变革结合、衔接。前述四大方面所涉及的一系列改革事项，客观上需要在改革的通盘顶层规划下加以配套协调，并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和多方的合力推进。从投融资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到进出口税收、资源税的改革，以及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试点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再到财政科教投入管理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等，都已带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并需要在财政支持下化解改革阻力、垫付改革成本、润滑改革过程。实质性推进配套改革，以“改革红利”对冲经济中长期下行因素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财政分配在此方面理应成为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