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附磨具网

总体而言，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内经济结构日益显现的结构性问题，放缓的态势从2011年四季度就已经开始，而且将延续到明年。一方面，多年来形成的外部依赖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中国无法进行从依赖外部需求市场转向以内部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因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需求低迷同样重创了以欧美市场为重点的中国出口，同时欧美不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更是使对外贸易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投资，也难以持续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动力，而且08年以来政府天量投资支撑的增长正日益显现出其弊病，具体表现有地方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蔓延，宏观经济陷入滞涨风险也在增大。初步预期2011年全年经济增速维持在9.2%，明年则进一步下滑到9%以下。

　　从经济增长结构而言，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预计明年全年出口增幅在9%至10%之间，明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可能出现负值。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预期2012年投资仍维持24%左右的增速。在消费未能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增长更多的依赖投资来完成。就国内消费而言，加大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尽管被政府提到重要的位置，但分配制度失衡和过多资本在房地产市场的沉淀使得消费低迷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内需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难以有效启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难以有有效改观。

　　货币政策在处理经济增速滑坡和通货膨胀失控两方面的关系仍然面临着“两难”局面，随着经济增速持续走低，今年年末到明年年初，货币政策在平衡通胀和经济增速方面会有所调整，会出现“名紧实松”的格局。虽然目前而言，通胀问题仍然是货币政策关注的主要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持续滑坡，政府极有可能又会将增长取代物价控制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通胀而言，目前而言很难说已经得到控制了，仅仅两个月略微走低并不能得出物价拐点降临，客观而言，通胀爆发的隐患还在，而且没有得到根治。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大面积铺开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面临资金缺口和还贷压力的双重逼迫，此时维持原有的货币政策力度尚且困难，进一步的紧缩难以出台。相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企业信贷压力反而会使政府重新拿起不得不放下的信贷放水这一武器。近来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关于“政策适时适度微调”的论调被广泛解读为货币政策重拾宽松，是有其一定背景的。如果节奏控制不好，2012年通胀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反而大大增加。

　　财税政策上，尽管民间对于减税的呼声日高，而且财政收入连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减税空间巨大，但随着土地财政的退潮和地方债积累的风险日甚，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有增无减，供养标准有升无降，减税和紧缩财政开支这一被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广泛使用的财税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因此企业和个人不要期望政府财税政策上的优惠。从最近社保账户吃紧和企业被强制从缴纳三项社保到五项社保来看，企业经营的成本会进一步上升。从目前的动向看，中央政府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来转移中央财政压力，一方面缓解地方开支居高不下和地方上得以延续08年以来大跃进式上马的各类项目，另一方面推迟地方债务风险的爆发。

　　金融市场的运行仍然面临着房地产泡沫和官民债务危机的困扰。从去年以来尽管在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终结了泡沫的膨胀，但是多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民间融资市场蕴含的风险开始发酵，民间资本的高利贷链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开始断裂。目前针对高利贷融资问题政府仍然在使用拖字诀，无疑会给2012年整体的国内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以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温州高利贷链条断裂，是市场运行过程中自我矫正的必然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对温州高利贷的救助，虽然暂时掩盖了金融问题的爆发，但无疑是为今后酝酿了更大的危机。换言之，行政之手对市场规律的干预并不能改变规律发展的路径，拖和盖的结果是高利贷危局风险进一步积累，一旦下一阶段崩塌，后果更严重。而且事实上温州高利贷只是民间金融乱象的一个缩影，鄂尔多斯（600295）、洛阳、泗洪等等更多的高利贷问题会逐步暴露出来。除了民间融资的风险以外，十万亿以上的地方债务也是悬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个堰塞湖，而且随着土地市场的低迷，地方债务的风险日益显露。可以说，2012年是中国金融安全的大考之年。

　　总之，无论是外部环境所致，还是主动调整，2012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几成定局，如果能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倒是给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强制转型的机会，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快速实现由外需和投资拉动转变为由居民消费拉动，而重中之重是能否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并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然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维经济增长的政府治理模式往往使得政府对于微观经济过度干预，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阻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相关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诉求又往往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朝令夕改，使得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防范让位于暂时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后期的风险积累得更大、更难治理，这是比经济增速放缓自身更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