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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7月4日中央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首次在市场主体中新增了微型企业后，中国政府对微型企业的重视与扶持与日俱增。10月12日，国务院还专门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织里事件表明，政府扶持微型企业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有金融财税手段那么简单。

　　浙江织里是中国著名的童装生产基地，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产业聚集，至今已经有童装类企业12200家。其产品较为低端，主要销往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市场占有率很高。正是由于生产的低端化，才形成了一个以微型企业(家庭作坊)为主的产业加工群体。现在这个群体中的企业主主要是外地人，而员工更是来自全国各地，这就是一个移民产业基地。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的管理和税收则属于当地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问题：当地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福利，主要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提供服务。由于户籍的原因，占人口多数的外地人并没有参与当地公共政策制定，并且与他们作为纳税者的地位相比，他们没有享受到当地人那样完整的服务。

　　政府在增加税率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当地人大的批准，而外地户籍的人口还无法通过当地的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权利缺失以及缺乏事前与童装企业主进行沟通，在工资等成本上涨、融资越来越困难的今天，中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这个时候对微型企业增加税率，时机和方式值得商榷。而且在相关企业看来，政府收税与公共服务的失衡也是不合理的。

　　这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在以“小狗经济”著称的浙江，有大量产业基地以外地企业主和外地员工为主。这种产业集中、专业分工协调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家族企业，而且集群壮大也在于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参与经营和就业。同样，在产业集群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外来人口越来越成为当地城市的多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在户籍严格管理的今天，当地政府如何为外地企业主与外地员工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而不仅仅是向他们收税和费。如果没有相应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因为一般而言，外地人都会有同乡组织来相互保护与支援，这种组织带来的力量会将冲突放大。

　　在以追求GDP增长的现代中国，大中型的企业投资均是政府招商引资的目标，他们会受到政策之外的额外优待，但流动性很强的微型企业则没有这种待遇，他们就如蒲公英一样随遇而安，自生自灭，如果身在异地还多少受到歧视。在中国，微型企业产业群主要在江浙或珠三角，而比较普遍的方式，则是某种地区产业向全国扩散，比如改革开放后遍布全国的“温州理发”以及现在的“沙县小吃”等。

　　尽管中国政府针对微型企业出台了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可能还不太了解和适应微型企业的管理，因为在此之前的长期时间内，除要缴纳税费，微型企业都在政府的视野之外。即使在那些微型企业发达的地区，政府在微型企业管理上也是处于真空状态，更别说政策扶持了。

　　户籍制度与现实人口流动性的冲突，要求地方政府应该向外地企业和外地人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并且要对整个产业的升级与监管负责，比如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因为很多家庭作坊的产品质量并不合格。在中国，由于微型企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政府推进微型企业的管理与扶持，既不能像仰视大型投资那样，也不能以俯视的态度， 而应以平等的地位，真诚的为他们提供服务。